三个月拉起几十万的队伍，看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的实力

　　1943年，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三大书记之一，明确了党内二号人物的地位。
　　直到此时，国民党才后知后觉，延安内部竟然出现了这样一号关键人物。
　　在此之前，刘少奇的名字不要说重庆方面不熟悉，就连延安内部很多人也不知道刘少奇的名字，更不知道他具体负责哪一块工作。
　　国民党那边非常忌惮刘少奇。
　　1949年4月初，在国民党宣传部核准发行的《新闻杂志》期刊上，发布了一篇名为《中共幕后首脑——刘少奇》的文章。
　　详细向国人介绍了刘少奇的相关信息，并着重讲了他是教员继承者的地位。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说：“刘少奇有一个特点就是万事喜欢在暗地里拼命的干，不必叫人家晓得的事，就绝不肯轻易让人知道。”
　　文章发表的时候，解放军已经在解放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时局都到了这种地步，国民党宣传部门却特意把刘少奇的相关事迹拿出来说事，自然是有目的的。
　　整篇文章的落脚点，最后落在了刘少奇的对外政策观点上。
　　而这篇文章的作用，主要是想告诉外界，尤其是美国等国家，让他们知道刘少奇这个人不好打交道，是个狠角色。
　　作为将来的新中国“操盘手”，他对外籍人士是不会心慈手软的。
　　刘少奇为人确实非常低调，如无必要，轻易不露面，发表什么文章也都用假名字。
　　不是人人都能活的低调，可以低调的基础是随时都能高调。

　　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几乎可以调动全国的宣传资源，尽管如此，他依然很少宣传自己，也拒绝出版自己的选集。
　　再加上后来众所周知的原因，导致鲜有人了解刘少奇在新中国成立前，究竟做了哪些工作，都有何种了不起的贡献。
　　我们这篇文章不求多，挑几件抗日战争初期的关键事件，来讲一讲刘少奇的事迹。
　　让你看一看，为啥就连敌人都安耐不住要把刘少奇的名字和相关事迹曝光。
　　01
　　抗日战争时期，在各种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刘少奇和教员的观点，不能说完全达成了一致，只能说几乎是一模一样。事情还要从一番争论说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正在延安参加白区党工作会议的刘少奇，奉命赶回北方局主持工作。
　　这是刘少奇第二次离开延安。
　　刘少奇第一次离开延安也是临危受命，当时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决定启用刘少奇，让他赶赴华北重建党的组织，这个事，我们已经聊过了。
　　由于战情发展太快，通往平津的路线已经用不了， 刘少奇跟杨尚昆等人就驻扎在山西太原，主持北方局的工作。
　　9月下旬，朱老总带着八路军总部抵达太原。
　　那个时候，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周恩来都在太原，这三个部分当时互不隶属。
　　但大佬聚在一块，自然少不了要开会讨论抗日形势。
　　朱老总到了太原后，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曾在太原一中学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统一战线具体怎么做和对当前的形势怎么分析等问题。

　　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个会从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后续又开了多次讨论会。
　　刘少奇在这场会议中是少数派，他当时的观点非常鲜明，认为：
　　“在强敌面前华北早晚要沦陷，我们不必费力去帮国民党军队抵抗，还是抓住时机到处去发展游击队，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为好，有的用阎锡的名义，有的可以先斩后奏，不要因统一战线而缩手缩脚。”
　　对于这个观点，任弼时明确表示反对，并认为刘少奇的观点是“民族失败主义”，这是一个很重的提法。
　　而周恩来也表示反对，认为刘少奇的观点很容易引发抗日统一战线的破裂，目前的工作重心“应当照顾统一战线”。
　　这三个人各自负责三个方面，观点不同是很正常的。
　　重量级人物之间的分歧，才能体现出当年形势的复杂性。
　　我们也只有从这些分歧中，才能体会到教员有关游击战略的深度和力度，才能看懂刘少奇作为操盘手的功力，才能明白八路军一口吃成胖子，远没有我们想得那么轻松，那么写意。
　　当时，这几个人，不管放在哪，都是独当一面的大人物，他们的见识是远超常人的，他们的观点也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产物。
　　刘少奇负责华北党和政权的工作，他需要从全局着眼布局，对整个华北的党的发展负责。
　　任弼时当时是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他代表的是军方观点，要对军事结果负责，彭、贺、关等军方大佬也都支持任弼时的观点。
　　周恩来则在太原负责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央全权代表，他要考虑合作方对一些问题的反应，防止抗日统一战线的破裂。
　　这里我们详细讲一下任弼时和刘少奇的观点。
　　02
　　只要是军人，就没有还没开打就认输的道理。
　　在任弼时的军事视角里，不管形势多么艰难，都必须要守住山西，这是作为中国军人必须担负起来的责任。
　　因此异常坚决的反对刘少奇的观点。
　　山西，那时在华北战略全局中是万众瞩目的焦点所在。山西境内多山，俯瞰河北和平津，易守难攻，素称“华北屋脊”。
　　在《山西抗战的回忆》中，任弼时说道：“山西自雁门关以南，井陉、娘子关以西系高原多山地区，对保卫华北、支持华北战局，有极重大的意义。敌人要完成其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我军手中，则随时可以居高临下，由太行山脉伸出平汉北段和平绥东段，威胁敌在华北之平津军事重地，使敌向平汉南进及向绥远的进攻感受困难，故山西为敌我必争之战略要地。”
　　延安也早有把山西作为抗日支点的想法，而任弼时的观点，其实反映了那一时期延安主流的观点。
　　但这恰恰说明，教员一直以来强调，放开双手全力发动群众的游击战略，并未被军方完全接受。
　　军方还是想通过军事胜利，来体现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价值，并不想放弃运动战的观点，对发动群众，大规模搞游击战争是不情不愿的。
　　而刘少奇的观点，则跟教员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并不认为单靠八路军这点力量，可以在正面战场上发挥什么作用。
　　甚至教员在一次会议中已经点明了，如果正面战场失败，八路军不负责任，但要是敌后战场失败了，那就是八路军的责任。
　　换句话讲，重要的从来不是如何打败敌人，而是选择正确的敌人。
　　刘少奇在会议上多次讲，国民党当局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要抗战，要与八路军合作，另一方面这种进步是有限的，也是暂时的，他们担负不了华北抗战的伟大任务。
　　教员在给彭老总的电报里也说了类似的观点：他（指阎锡山）的部下全无决心… …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教员不仅给出了自己的判断，还跟彭老总讲，要是不早做准备，到时红军就会跟晋绥军一样陷入两难境地。
　　让彭老总一定重视坚持这个观点，也要跟其他人解释清楚，统一思想。
　　从这里就能看到，教员是比较苦闷的，他虽然提出了解决方法，布置了战略任务，却并没有获得大多数的理解。
　　可谓是曲高和寡，只能用反复劝告的方式，向下面灌输这个战略思想。
　　蓝图绘制出来了，却找不到人来实现。
　　这个时候，少奇同志站了出来， 他深刻领会到了教员的思想和意图，一个坐镇后方指引方向，一个在前方监督执行。
　　不得不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出现了这对组合，是中国革命的一种幸运。
　　要是没有刘少奇，整个华北和华中的敌后根据地，不会这么快建立起来，而八路军也不能在一两年里就迅速发展起来。
　　窗口也就那么点时间，能改变命运的机遇也就那么一两个，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如果有人错过机会，多半不是机会没有到来，而是因为等待时机者没有看到机会到来。
　　而且机会到来时，没有一伸手就抓住它。
　　但刘少奇和教员默契的伸出双手，紧紧抓住了这个机遇。
　　事后来看，刘少奇和教员都有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性，有一种舍我其谁的魄力。
　　他俩打心底里就不认为国民党在华北能坚持抗战到底。
　　尽管那时八路军只有几万人马，却自觉把整个华北的抗日任务都扛下来了，魄力实在很大，
　　胸怀大志，腹有良谋。
　　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英雄也！
　　03
　　刘少奇在会议上讲，八路军的任务就是“要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要放松一刻功夫一个机会”。
　　根据这个任务，刘少奇定了一个业绩指标，“要扩大八路军到拥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集团军”。
　　这个目标在其他人看来，没有任何条件能完成。
　　因此，当刘少奇十万人抢的业绩指标一喊出来，就被人喷了。
　　有人说这个指标不可能完成，国民党不可能让你发展到这个规模，只要我们敢动，那整个抗日统一战线就会破裂。
　　后来刘少奇在华北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到：“说到扩大八路军到数十万人的任务时，他们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与不可能的，这将给国民党以受不了的刺激，一定要引起统一战线发生大破裂...”
　　而且当时，刘少奇还设想，在华北沦陷后，八路军一定要快速行动，迅速在敌后建立政权。

　　结果这个设想一讲出来，被喷的更狠了，军队都不敢发展到这个规模，你还敢建立政权？
　　要是抗日统一战线破裂了，谁来担责？
　　要是整个华北战场，因为八路军的举动，而产生了不良后果，那将是历史罪人。
　　从这里的分歧，就能明白为啥在皖南的时候，项英会如此畏手畏脚，不管教员怎么催促他，不管教员如何跟他讲道理，他就是不敢放开手发展新四军。
　　这不是项英太菜，是当时的形势确实太复杂了，项英原本有点不服气教员，所以既有点抵抗情绪，也不敢放手发展。
　　军方始终认为，八路军联合晋绥军是可以保卫山西的，而周恩来那边又很担心八路军动作太多，容易把抗日统一战线搞破裂。
　　毕竟七七事变也才爆发两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形势还没怎么着呢，你就先假定整个华北都守不住了，还要大力发展部队和建设政权。
　　这不是天方夜谭吗？这不是动摇军心吗？
　　故此，在太原联系会议上。
　　刘少奇对华北形势的全部分析，以及建立在这个分析之上的后续政策，全被驳回了。
　　04
　　早在洛川会议上，教员就明确提出了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这是事关抗日前途和八路军命运的大事。
　　关于这个战略，我们也聊过很多次了，这里就不赘述了。
　　但教员也明白彭老总这些军方人员，一时间很难接受自己的观点。
　　所以在七七事变后，教员又给彭老总他们发了多封电报，反复强调要展开游击战争，要发动群众。
　　“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
　　教员在电报中对彭老总说： “请你坚持这个观点，从远处大处着想，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与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结果，跟教员观点一致的刘少奇，还是在太原的联席会议上，被军方抵制了。
　　1937年10月8日，由华北军分会发出的小册子《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中，把会议上的争论的观点写了进去。
　　并针对刘少奇的观点，提出“必须反对民族失败主义情绪与认为华北局势无法挽救的宿命论”的问题。
　　后来庐山会议，这个指示的内容也成了彭老总一贯不合作的“罪状”之一。
　　而在抗日战争期间，百团大战后，在华北工作总结会上，彭老总也因为百团大战暴露我军实力和损失惨重，而被当众批评。
　　很多事情都是有脉络的，没有无缘无故的批评，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护。
　　杨尚昆回忆，教员看到任弼时起草的小册子中的批评意见“很不高兴，因为他的想法同少奇同志比较接近，认为这些话是针对他的。”
　　因此，一见军分会的小册子，他就火了。
　　10月17日，他同张闻天致电前方，说： “军分会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则错误，望停止传达。”
　　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武断了呢？
　　事实证明，刘少奇和教员，他们的观点是最有远见的。
　　1937年11月9日，华北最后一个大城市太原沦陷，至此，整个华北的局势都算尘埃落定了，所有的争议都消失了。
　　此时，教员从延安发来一封电报，
　　“太原失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这一阶段游击战争将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
　　华北军事局势的发展，有力证明了刘少奇和教员对形势判断的正确性。
　　此前，刘少奇虽然贵为北方局负责人，可依然有很多人不买他的帐，他的意见和观点，也没有多少人重视。
　　还被任弼时指责为民族失败主义者。
　　可见，战争时期的领导职位，可不是谁的职位高谁就能服众，大家看重的还是能力。
　　什么叫能力？
　　别人不愿做，你愿意做，这叫能吃苦；别人害怕做，你愿意做，这叫肯卖命；谁都做不到，你做到了，这就叫能力。

　　教员当时指出了大方向，可具体的政策，许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都没有得到详细解答。
　　这个空白是由刘少奇填补上的。
　　虽然在联席会上被批评了，但刘少奇并没有退缩，他坚持认为华北会沦陷，这个时间会很快到来。
　　所以回去后就写了一本名为《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的小册子，署名陶尚行。（在华北工作时，刘少奇很少用真名）
　　这本小册子中，详细论述了组织游击战争和组织敌后政权的各种实际问题，并给出了相应解决方案。
　　几个月后，这本小册子华北军政领导人员人手一本，是当时最重要的行动指南。
　　刘少奇的这本小册子和他在太原沦陷前的观点，跟教员日后发布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形成了互补关系。
　　一个负责绘制蓝图，一个是现场施工员。
　　一个战略家高人一筹的地方，不在于在事情已经充分发展后对它进行详细的论述，而在于事物刚刚露头时就能迅速抓住它的实质，作出明确的分析。
　　毫无疑问，这两个人都具有战略家的眼光，不然打不出如此绝妙的配合。
　　05
　　在太原失守前，延安内部有关抗日战争的看法是有很大分歧的。
　　这导致很多工作的开展受到了限制。
　　太原沦陷后，上层开始接受教员和刘少奇的观点，但中下层干部还是不太愿意放弃放弃运动战。
　　徐向前在回忆太原失陷后的情景时说：“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聊，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
　　可见，哪怕太原沦陷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方针，依旧有很大阻力。
　　太原正式沦陷前，整个华北地区的国军部队和各大小势力，都看清了局势，急着往南边跑。
　　当时有一首民谣，是这样唱的：“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忙搬家，穷人心慌慌，军官扔部属，小兵扔大枪。”
　　而太原一沦陷，导致整个华北形势出现了更为巨大的混乱。
　　国民党的政权组织和部队基本都跑光了，这导致华北地区的社会出现了真空局面。
　　聂荣臻回忆当时的情景：“在这个广大区域中，简直找不到行政负责人，社会秩序极端混乱，散兵流匪乘机作恶，汉奸到处欺骗造谣，人民情绪惶恐不安。”
　　那时，不少人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几乎没有什么信心了，悲观绝望的情绪相当严重。
　　这个时候，作为华北局第一负责人的刘少奇非常果断。
　　刘少奇借助各级党组织，向整个华北地区的百姓和各方势力抛出了三个选项：
　　“在太原失守后，所有在华北的中国人，只有三条路走：第一是继续和敌人打，第二是逃走到别处去，第三是投降敌人。
　　此外再无第四条路可走。这三条路中只有第一条‘打’的路好走，‘逃’和‘降’，都不是出路”。
　　此番观点，立马就让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华北社会找到了主心骨。
　　刘少奇的这条文字，是很有水平的。
　　这三条路，看似有三个选项，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毫无疑问，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选择继续和敌人打。

　　既然选择打，就出现了后续三个问题：怎样继续和敌人打？谁来打？能不能打胜？
　　教员从洛川会议就开始讲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解决了怎么打和如何取胜的问题。
　　而当时整个华北的国民党正规军都已经慌不择路了，自然无法承担打的任务，那这个任务自然就由八路军接下了。
　　这立马就给八路军打开了一条在华北发展的通天大道。
　　而能不能打胜的问题，就涉及到了在敌后建立抗日政权的问题，只要华北军民结合，小鬼子就无法安生。
　　在华北长期坚持抗日战争，消耗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便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06
　　刘少奇真是一个高人。
　　太原沦陷后，整个华北都成了他的舞台。
　　两个月前，刘少奇此前在联席会上讲，抓住时机到处去发展游击队，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为好，有的用阎锡的名义，有的可以先斩后奏，不要因统一战线而缩手缩脚。
　　此时，便已经是发动全力建立政权的最佳时机。
　　决定命运的，就是那电光火石之间的判断与选择。
　　什么等待国民政府的告示和指令才行动，什么要控制八路军的行动不能越界，全都抛到一边去。
　　良机就在今日，就在眼前。
　　八路军唯一的任务就是在华北举起这面大旗，把整个华北的人民群众都聚拢在这面大旗下。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刘少奇做了很多工作。
　　从平津等地方培训学生干部，往华北农村等地区输送，让各级党组织加快加急印制各种行动手册。
　　从大城市拉识字的学生，然后每人发一堆行动手册，不会的就在路上边走边学习，反正先把人派到农村去，先把农民都组织起来。
　　就用这个办法，刘少奇快速把人派出去，快速把群众都聚拢起来了。华北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如雨后春笋般，都冒了出来。
　　1938年1月10日，在河北省阜平县举行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
　　这是敌后第一个由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它领导着晋东北、冀西和察南39个县1200万人口。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1938年1月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前后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八路军就一口吃成了胖子。
　　而1937年10月，刘少奇的观点还没有人买账，提的十万人抢的目标，也被视作不可能。
　　前后仅仅三个月的时间，仅仅三个月，八路军的实力就发生了超级大逆转。
　　刘少奇用这三个月的时间，跟教员紧密配合，拉起了一支几十万的队伍，建立的政权辖区人口超过1200万，这是从前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可在教员和刘少奇手里，成了真事。
　　这就是幕后操盘手的功力。
　　这就是党内二号人物的实力。
（来源：知乎 作者：躬行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