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西路军问题再考辩（完整版）

　　八、对《历史的回顾》关于西路军失败原因总结的置疑
　　1984年，83岁高龄的原西路军主帅之一徐向前由他人代笔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出版。这部回忆文字作出了与当年的陈昌浩迥然不同的结论，对陈昌浩所进行的反思和总结，对中共中央政治局47年前的历史结论，予以了全盘地推翻。而在距此25年前的1959年3月2日，徐向前在就西路军问题致中共甘肃省张掖地委的一封信中，还对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持拥护和认同的态度：
　　中共张掖地委同志们：
　　来信收到了，应你们要求写了这篇东西。由于我体弱多病，又加多年不执笔，这篇文章不论在内容、语法、标点以及修辞方面，不妥之处一定会有。此件你们认为可用时，请斟酌参考，如果你们认为不合适就不要发表。
　　谨致敬礼
　　徐向前 1959.3.2
　　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反党反中央军阀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西路军的失败，是我党领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一次最严重和惨痛的失败。我是亲身经历而又是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因之，这次失败，对我的惨痛教训也更觉得特别深刻而难忘！西路军是在党的长期关心培育和扶植下成长起来的一支经过千锤百炼，能攻能守，猛打猛冲的坚强队伍。它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具有对革命事业必胜的豪迈信心和为人民革命事业自我牺牲忠心耿耿的高贵品质。这支部队曾经在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领导下，南下北上，三次通过荒无人烟的草地，在冰天雪地，冻指裂肤、身无御寒衣著的情况下，日以继夜的行军和作战。在没有根据地的支援和人物力极端缺乏的条件下，与优势敌人苦战数月之久，而又能屡置敌人以重创。在每次战斗中，许多同志身负数伤仍坚持不下火线，继续奋战。在无后方无医药没饭吃缺衣穿的苦境中，在敌人惨无人道地杀害伤员的严重威胁下，仍能奋战不懈，毫无介意。在最后的紧要关头，仍能突破敌人的追击、堵击、截击的困境，保存了一部分有生力量，跋涉了漫长的沙漠，退入了新疆，在最后决战失败后，失散了许多同志，毫无气馁，经历了层层困难，回到延安后马上又加入了新的战斗，这种为人民利益激发起来的英勇顽强的奋斗精神和自我牺牲的崇高品质，只有在共产党领导和教育下，才能成长起来，只有人民革命军队才能具有这种异乎寻常的道德精神。
　　西路军确实是一支百炼成钢的部队，他们打过许许多多的胜仗，克服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为什么在河西遇到“马家军”就吃了败仗最后只剩下少数人退到新疆呢？从这种惨痛的教训中，所得出的唯一的结论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必须服从共产党党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必须遵从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中国革命的正确政治路线和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久经考验的建军路线和指导中国革命战斗的战略战术原则，是引导我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违反了这些原则就必然导致无情的失败。具体的分析具体的事物的思想方法，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这是任何一个马列主义者为要把事情办好，把仗打胜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但是，西路军的主要领导在决策中不但违反了这些最基本的方法和建军作战的原则，不接受历史的教训，反而主观主义的违犯客观的事实，对客观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这样就更加速了西路军的失败。 由此可见，我们的军队——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军队。它必须服从党的绝对领导，它不是个人野心家投机的手段，而是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工具，它不仅仅需要具有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而尤其需要具有灵敏透彻的政治嗅觉。和违反党的领导，和脱离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人进行严肃的斗争。人民的军队不仅要具有能攻能守的必胜信心，尤其要具有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培养具体的分析具体事物的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也就是说，我们每个指战员要艰苦深入的钻研、学习并且遵循、应用毛泽东同志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政治军事兼备的军人，才能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
　　在张掖地委的同志编印西路军的历史事迹时，特呈述数语： 一、以慰已死者忠魂；二、以鼓尚生者的斗志；三、以使自己常引为戒，永铭不忘。[]
　　1980年5月，徐向前本人对中共中央政治局1937年3月31日决议中关于西路军问题的结论还仍然表示认同和拥护：“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是张国焘的错误路线造成的。但广大指战员是十分英勇的，是好的”[]。
　　然而，几年后的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自己推翻了自己曾经有过的认识。
　　在这部回忆文字中，西路军的失败原因被归结为三点。
　　第一，任务问题——《历史的回顾》把这笔责任账是算在了中央头上：
　　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力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部队刚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东进不远，却又奉命“固守五十天”，折回原地坚守待援；如此等等。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异具有致命的性质。
　　……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
　　这段文字论点值得商榷，论据也与史实不符——更重要的，是与原始文电不洽。
　　首先，“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就不是事实：徐、陈在西渡之后拟定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自设任务就是“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中央在“作战新计划”中拟赋予西路军的任务也是“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中央赋予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以西路军名义后，朱德、张国焘给予他们的指示也是“利用目前时机在凉州、民勤、永昌、古浪、大靖地区形成巩固的新局面”。
　　而最重要的是，西路军首长开始西进时给中央的包票也是“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这是徐向前、陈昌浩于1936年11月12日回复中央电的内容，被《历史的回顾》的编撰者们刻意回避了。
　　当然论点的问题更大：如果在西进中不建立根据地，西路军靠拢新疆又进不了新疆，队伍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靠谁来提供物资？如果西路军没有根据地作为依托，则只能靠盛世才接济，这靠得住么？如果盛世才叛变西路军要出兵“收拾他”，以什么为依托？如果没有依托，那会是谁“收拾”谁？
　　还有，既然“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那么《历史的回顾》中“照直往西走，扣住嘉峪关，把玉门、安西、敦煌一守，接通了新疆”，尔后“回师横扫而东进”，那怎么又被认为是很切实际哩？那边厢那么荒凉，地理民情生存条件等比甘州、凉州一线还要困难，又怎么解决“要吃要住”的问题呢？又怎么解决“集中兵力”的问题呢？更何况，这个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在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恰恰又是出自徐向前、陈昌浩在一个月前的主动提议：“一月中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而这样的原始文电或文献，恰恰又被《历史的回顾》的编撰者（也是向陈云、李先念提供52份原始文电者），选择性地无视或遗忘了！
　　而当年发生的事实是：“西安事变”后中革军委与西路军首长之间关于西路军是否东返问题的蹉商讨论，并没有影响西路军首长原拟西进至抚（彝）、高（台）地域的日程，甚至还刺激了他们将这个预计日程予以了提前！
　　在《历史的回顾》正式出版之前，徐向前在与党史工作者廖盖隆等人的谈话中，甚至还明确认定可以在安西、玉门、嘉裕关、敦煌等地“建立根据地”：“一过黄河我们就往西面走，打嘉峪关，把玉门、把安西守起来，把敦煌守起来，那里没有好多敌人，建立根据地，还可以立住脚”[]。这可就真让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徐向前所言及的这些地方，当时岂止是“没有好多敌人”，干脆就是“没有好多人”！如果在人口和粮食条件更好的“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都是“不切实际的”，那么如嘉裕关、玉门关、安西、敦煌这类更加荒凉人烟更为稀少的地域，怎么就被认为是能够“建立根据地，还可以立住脚”哩？怎么就被认为是能有“一是有饭吃，不挨饿；二是不受冻；三是有弹药补充”的美好前景哩？……
　　这样的美好前景能够成立的唯一逻辑指向只能是——及时得到外援！
　　可问题在于，外援到达的时间不光是西路军首长难以自主可控，就连中共中央都难以自主可控。把一支大军的生死存亡系在这唯一一棵天生就长得很不牢靠的树上，这求生存求发展的希望，还靠得住么？这个责任，作为这支大军的主帅，是回避得了的么？
　　实际上，徐向前终生都没有踏上过这片地域——甚至再也没有步入过河西走廊。

　　第二，战场主动权问题——《历史的回顾》认为还是应该中央承担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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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说来，外线进攻的部队，制敌机先，首先就处于主动地位。如果不是在驾驭战局中发生带根本性的偏差，是不致完全陷于被动，一败涂地的。西路军渡河之初，河西“四马”猝不及防，慌乱不堪。我不论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均稳操主动权在手。那时是敌人被动而不是我们被动，是敌人畏惧我军而不是我军畏惧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路军便转入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灭。这种变化，正是丧失战场主动权的结果。
　　……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然而，当此之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三百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要想集中兵力击敌，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主要靠什么作战形式去争取主动，消灭敌人呢？不靠别的，靠的是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诱敌深入，声东击西，“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出敌不意，飘忽击敌，等等。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是变被动为主动，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主要法宝。而西路军却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敌攻我防，死打硬拼，打得赢得打，打不赢也得打。敌人处于内线作战地位，骑兵多，运动快，熟悉地形，能边打边补充，无后顾之忧。我们则完全相反，外线作战，人地生疏，子弹打一颗少一颗，要兵员没兵员，要补给没补给，要援应没援应。旷日持久下去，捉襟见肘，精疲力竭，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像这种打法，焉能不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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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认为只有一路西进，才能一了百了地解决问题，“运动战”就是只朝一个方向去。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建立根据地”就是拉成“一字长蛇阵”（这更像是要一路西进吧？）？“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怎么给下文？什么下文能让当时的你们满意哩？只能是不管不顾一路西进！哪怕是先跑到肃州、安西蹲下来，没吃没喝没衣穿，也没关系？
　　数十年后再重新检点这些问题，无论什么人怎么去质疑，都难逃“站着说话不腰痛”的反诘。可问题在于：如果不考虑东返，除了“集中兵力”、“齐打齐进”，还能有什么赢得生存发展机会的更好办法？“建立根据地”与“占据地盘，要吃要住”真的就对立得互不相容？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的革命根据地，又有哪一个是仅靠“占据地盘，要吃要住”发展起来的？建立根据地的首要前提是“击破敌人的进攻”！不击破敌人，一切皆无从谈起！而“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这不也是红四方面军将士们在经营建设鄂豫皖、通南巴这两大根据地的实践中，多次使用过的有效办法么？
　　西路军唯一的一个歼灭“马家军”团以上建制单位的歼灭战是1937年1月26日的西洞堡战斗，这个战斗的胜利恰恰就是分兵驻守高台、抚彝（今临泽县蓼泉镇）、沙河堡（今临泽县城）被敌人各个击破后，突围而出的部队在倪家营子附近被迫集中后取得的。[]
　　结果是一集中就打了一个胜仗——虽然为时已晚。
　　这难道完全是偶然的么？
　　“集中兵力”，始终是西路军指挥决策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时任马步青骑兵第五师参谋主任的吴辑痒老先生曾从当年对手的角度有过这样的概括：
　　⑴红军在战略上采取的是攻势，而在一些战斗中则变为守势，如守古浪，守永昌，守高台、临泽。马军在战略上是防御，而在一些战斗中是苦攻。
　　⑵红军在高台、临泽、甘州西南，同时占领各地，同时分散使用兵力。马军始终集中兵力，先高台，次临泽，后甘州西南。[]
　　对此，李聚奎在《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中，从战略战术角度也作出过冷峻的检点。
　　李聚奎认为，西路军在“战斗动作上的错误”表现在十个方面：
　　⒈呆板的正面战斗，很少采用迂回包围的动作，总是敌人包围自己。每次战斗均限于正面的火力战和拼命战，结果虽然将敌击溃但得不到缴获，甚至自己受敌人包围陷于危险状态，到最后用拼命战挽救战局。如九军有甘草窝、横梁山、古浪等，总是拼命挽救战局，三十军在吴家川、尾泉之战，虽击溃了敌人，但并未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结果只是拼了一些消耗罢了。
　　⒉兵力部署常常把主要突击方向和箝制方向分不清楚，任务不明确，结果使很大的兵力限制于无用之处。如王树声、孙玉清在古浪的战斗布署，以两个团成梯次配置，突击队也未突，箝制队也未箝，就是这样完了。可惜事务人员被砍东瓜一样，最后被守备队的两个营长一个反攻才把敌人打退出城。
　　⒊战术指挥紊乱，甚至有互相依赖。如九军去甘草窝、古浪时，指挥部派王树声以副指挥名义去指挥九军，而九军的首长以为是副指挥来了，可减轻自己的责任了，甚至九军的领导者，不愿同副指挥一路行动，自己带一个团老走先头，不顾整个部队的领导，主力部队出了岔子（仗没打好），才来算总账。结果就羊咬死猪，狗咬死羊，都搞不清楚，到底谁负责。
　　⒋轻视敌人骑兵，不适合对敌骑兵战术动作。有时被敌人引诱而轻易出击（不细心考虑不管战况如何）致遭敌人的杀伤。甚至有步兵出击，向骑兵追击，或向骑兵驻地用步兵游击遭敌反攻或出击就不能回来。
　　⒌战场指挥是司令时代的口令办法，无所谓指挥战斗，更谈不上组织战斗。在战场上一人主持一切，如自己的狂性来了，就不管什么情况，什么时候，有无胜利把握地乱拼。
　　⒍因敌人骑兵的砍杀太凶，零星的混乱出击，总是未成果，又来了一个更死的战斗动作，所谓“监工固守”。单纯的防御（如得凉州、永昌、山丹、高台一带的民房，确实是天然的城墙，又多又厚，再加上自己的监工死守，敌人用尽九牛二虎之力都攻不进来），让敌人包围与之对峙，一寸活动余地都没有了。这样不但只是与之拼了一些消耗，就是在精神上亦受无限的威吓，房子内的粮食吃完了，就利用夜暗偷偷摸摸地突围，移到另一个地区，敌人则脚跟脚随即又跟到另一个地区来围住，总是你没有一点活动的余地和时间，我们总是一个死不出击，这样的被动战是怎样能取得胜利呢？
　　⒎因战略上的分散，一直到战术动作上都是分散，各自为战，互不策应。如五军的大部守高台，明知敌主力找着我弱点，早不去解围又无法联络，只坐井观天的来听敌人的捷报。最后高台危险已到极点，才开始派部队去解围，但这个部队出动以及八十里路，走两个夜工夫赶到，结果不但不能解高台的围，连自己被敌人抓住了，几乎自身难保，骑兵师师部就在这次送终，二天未赶到，第三天高台就已失落敌手。
　　⒏甘浚堡突围，被敌人袭击，主要的是干部的恐慌、动摇、指挥不一。如果已尚未出动（延误了时间），而总直属队自行向前面插去，结果使战斗部队与非战斗部队混在一起，枪声一响就一塌糊涂地乱跑，明知敌人左右只隔二、三百米达的中间通过，一定是要发觉的，不事先派出得力的掩护部队占领阵地，和先头及侧翼派出精干的搜索部队，严密搜索驱逐敌人的埋伏新部队，使我主力安全通过。
　　⒐动作不协同，甚至有你攻我不攻。在东西南三柳沟，敌人插到我之纵深来了，企图以两面夹击消灭之，结果三十军攻击，王树声指挥九军的一个团不动，因此不过是消耗了一些弹药和伤亡了一些人就罢了。
　　⒑部队缺乏战术素养，平时不注意训练，大家只知道猛冲就完了，部队中有很多连瞄准要领和出发动作都不知道。在倪家营子的射击教育突击周的检查，九军占三分之一的不认得表尺，甚至有些连长排长亦不认得，对战术动作的了解就可想而知了。[]
　　这同样是来自西路军幸存者的声音，至少是可以作为参考参照，然而却被长期屏蔽了。
　　——目前所有公开出版的西路军史料汇辑，均没有收入李聚奎的这篇文字。
　　何故？这不能不让人掩卷长思。
　　《历史的回顾》在论及“战场主动权”问题时，还回避了西路军西进至高台附近后的1937年1月4日向军委提出的“难以西进”的报告，而中央要其“暂勿西进”的电报也是根据他们的这个报告作出的，同时也回避了同月21日西路军东进又停止的原因完全是西路军首长的自主决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第三、机断专行问题——在《历史的回顾》中，认为这笔账由中央和陈昌浩分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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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另一方面，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他是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在西路军期间，陈昌浩自始至终以紧跟中央、“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而自居。对于上级的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简直到了一切“唯上”的盲从地步。至于敌我力量对比如何，战场实际如何，哪些行不通的指示应向上级反映，哪些事关全军命运、战局胜负的问题需要机断处置，则一概置诸脑后。我们之间的两次争论，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不反躬自省，反倒要对我“开展斗争”哩！结果，使西路军失去战机，作茧自缚，步步被动，直至不堪收拾。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很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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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跟前面同样的问题，不光是论点，论据也与史实不符，与原始文献不洽。最起码，“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就不是事实——这是有当年原始文献档案为证的！至于“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能拿得出手的例子只有一个，那就是那个根本就没有付诸实施的“作战新计划”！然而现存的历史文献文电却铁证如山地证明：中央当时在“作战新计划”中并没有要求西路军配合的内容！而在西进中“建立根据地”，本身就是西路军西渡黄河后信心满满向中央打包票要来的任务，中央在此重提也是为了“远方”物资到达之前西路军的生存大计着想！而且，河东三军主力没有执行“作战新计划”却选择了“就地坚持”，在极度困难的环境中取得了山城堡之役的胜利，从而迫使刚刚西渡黄河尾追西路军而让“徐陈”大为紧张的敌毛炳文军掉头东返，为“徐陈”解除了“后顾之忧”——这是谁在配合谁哩？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的回顾》中对西路军失败原因的这三条“反思与总结”，并没有包括作者自己在内——唯一的检点是“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如此这般反思总结历史责任的态度，与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报告书中的躬身自检与承担责任的勇气相比较，不能不让人扼腕嗟叹！
　　更为重要的是，《历史的回顾》中这三点“反思与总结”的立论基础，全部建立在“尽快打到安西并能及时取得国际援助”这一一厢情愿且极不可靠的逻辑架构之上，稍有变故即有可能全盘倾覆，在当年难以成功，在当今难以成理，更遑论成为令人信服的历史定论！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历史的回顾》中的这三点结论，后来又基本照搬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成为权威的党史、军史结论。之后，以此三点结论为权威依据，某些史学家充分利用执政党的宣传工具广为散布毛泽东“刻意出卖西路军以扳倒张国焘”、“过分施心计于对红军指挥权之夺控”之“阴谋论”，并使之最终成为境内外反共反华势力妖魔化毛泽东、否定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武器。

　　九、红西路军的形象从来都是正面的
　　改开以降，总有人叫着撞天屈要“为西路军平反正名”。
　　如此，我们就不得不问一句：西路军究竟蒙了什么冤？有过什么反？
　　建国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一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这篇文章原本是毛泽东1936年12月开始在红军大学的演讲稿，而关于西路军的这句话应该是在西路军失败清算“国焘路线”时增加进去的——因为1936年12月西路军还没有失败，而毛泽东在红军大学的就这个课题的演讲也有多次，直到1937年5月才最后定稿。
　　随着《历史的回顾》推翻了陈昌浩当年的反思与总结，毛泽东的这句话也作为“不实之辞”遭到了非议。但笔者认为，虽然这句话是否过于简单是否严谨妥当还可以继续商榷，但这句话是基于以下基本史实道出的，却也不容质疑：
　　基本史实一：张国焘欲借“打通国际”的任务让红四方面军西进河西走廊另创局面以与中央分庭抗礼，这是张国焘流亡国外后也婉转承认了的事实！
　　基本史实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之时，违背中央“先南后北”意图，欲渡而不欲战，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将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甚至还要让红四方面军全军西渡，破坏了中共中央“打击南敌”的计划，导致了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与河东主力被敌人隔断，宁夏战役濒临流产，河东主力被迫东移，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进退失据的被动局面，也是事实！
　　基本史实三：张国焘违背自己同意过的海打战役部署，擅调红四方面军河东部队撤离战场，致使海打战役流产，造成河东河西红军被动态势进一步加剧，也是事实！
　　基本史实四：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主要将领尚未得知共产国际改变援助地点并且中央尚未明令终止宁夏战役之时，令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将行动方向左旋90度，要他们以“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地“开展新局面”，也是事实！
　　基本史实五：西路军西进后张国焘和西路军首长先是信心满满，而被敌毛炳文军西渡追尾后却大为紧张，认为西路军“太孤立”，欲置他们自己几天前还打包票要建立的根据地于不顾，还是事实！
　　正是基于上述基本史实，我们有理由设问：不把“二马”放在眼里，却总想避开国民党中央军以寻求偏安之所，不要根据地，孤注一掷依赖“远方援助”，这算不算是“被敌人吓倒”的“退却主义”？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后，又是不是在事实上使张国焘失去了继续推行“国焘路线”的最后机会？
　　而且，类似于“错误路线的破产”这样的说法，真的就是那么不可接受不能理解么？远的不说，就说遵义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不是也有“……机会主义战略战术的理论与实际，在第五次战争中是完全破产了[]”的结论么？这是不是就让中央红军全体红色战士们都蒙了冤受了屈哩？这样的逻辑，说得通么？检点路线方针政策的是是非非，与那些“为苏维埃而战”的红色战士们惊天地而泣鬼神的英勇奋斗，是一回事儿么？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新中国的建国以来出版的革命回忆录中，红西路军从来都是“正面形象”：1957年以后，大型革命回忆录丛书《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出版发行。其中《星火燎原》第3辑为长征专辑，收入红军老战士有关长征的回忆文字72篇，其中6篇为西路军将士所撰，这6篇回忆文字分别为——
　　程世才（中将）：《血战河西走廊》
　　秦基伟（中将）：《苦战临泽》
　　周纯麟（少将）：《最后几匹战马》
　　李天焕（中将）：《走出祁连山》
　　戴克林（大校，后晋为少将）：《回到党的怀抱》
　　程世才（中将）：《历史的结论》
　　同时期的《红旗飘飘》第3辑（1957年7月出版）共收入关于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回忆文字42篇，其中3篇为西路军将士所撰——
　　秦基伟（中将）：《苦战临泽》
　　李天焕（中将）：《陷入绝境以后》
　　肖永银（少将）：《从祁连山到陇东》
　　1959年1月，《红旗飘飘》第10辑出版，原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中将的回忆文章《气壮山河——红西路军远征记》被刊用，该文编者按这样写道：
　　西路军远征新疆，是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造成的一次红军历史上的重大损失。
　　1936年秋天，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已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一年之久。当时，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后来堕落为革命叛徒的张国焘，为了实现个人野心，继续采取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的活动，假借中央名义，提出了“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等口号；并且假传中央命令，让红五军、九军、三十军组成西路军，于l936年10月26日，自靖远上游强渡黄河西征。由于脱离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指导下，西路军蒙受了重大的损失。但是，西路军的共产党员和广大指战员，是忠实干革命事业的，他们历尽难以想象的千辛万苦，同残暴的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浴血苦战，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事迹。正当西路军濒临绝境之际，他们收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电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耐心教育下，迅速地回到了党中央正确的领导之下，并在后来的斗争中起了光荣的作用。
　　李天焕同志的“气壮山河”，写的就是1936到1937年间，西路军远征新疆那些激励人心的英雄故事。[]
　　虽然这段话带着那个时代的明显烙印——黑白分明简单化的定性定调与语气语境，这当然谈不上有多么严谨多么准确，然而我们从中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西路军的“共产党员和广大指战员”与“叛徒张国焘”，是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根本就不是一码事儿！叛徒张国焘，是狗屎一堆！而西路军的“共产党员和广大指战员”的征战历程，是“气壮山河”！西路军将士们的故事，是“激励人心的英雄故事”！
　　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西路军失败仅仅14天后就有言在先：
　　中央对于在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
　　更何况，这种在宣传上的简单化归咎其实也含有保护一些历史当事人的合理缘由！
　　1942年7月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专门发出了《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
　　㈠原四方面军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工农出身，由下层工作渐次提升上来的。他们在国内战争中表示了对革命对党的坚定与忠诚，在克服国焘路线之后，又一致拥护党中央，在民族战争中也表示了他们的英勇与忠诚，只有极少数几个干部投降了敌人，但这是不足为奇的，原一二方面军干部中，亦有极少数分子投敌。
　　㈡原四方面军干部，在国焘路线统治时既是服从与执行了国焘路线。但必须区别国焘路线的单纯追随者与积极帮手之间的分别。只有几个人，对国焘路线的发展是起了积极帮手的作用。压倒的大多数由于文化政治水平关系，由于国焘的愚民政策和压迫威胁政策，由于军队的集中原则等等原因，因而服从和执行了国焘路线。抗战五年来的实践，考验了原四方面军干部在本质上是诚实的，坚决的，证明了一九三七年反对国焘路线时中央所作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这里所指起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人中，并不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等同志在内，他们在国焘路线时期，并未起过此种作用。就是对国焘路线起过积极帮手作用的几个同志，中央的政策亦是争取教育，使他们觉悟转变，而不是抛弃他们，这一政策也已经收到了效果。
　　㈢对原四方面军的干部的信任与工作分配，应当和其他干部一视同仁，不能因为他们过去执行过国焘路线而有所歧视，应当根据这些干部每个人的德（对党的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分配他们以适当的工作，凡原有工作不适当者，应该设法改变之。尤其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提高文化的、政治的、军事的水平。
　　㈣对原四方面军干部，如果在现在工作中有成绩，则应当表扬。如果犯有错误（任何干部都有犯错误可能），则应当就其错误的性质与程度，加以指出，并帮助纠正。见错误不指出，或夸大错误，都是不对的。应当有相互间的坦白诚恳的关系，任何隔阂冷淡歧视的态度，都是不应当存在的。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当原四方面军干部犯有错误时，决不可轻易加上“国焘路线的继续”，“国焘路线的残余”等等大帽子，因为这不合事实，是对干部的团结极端有害的，这实际上是帮助敌人来挑拨我们的内部关系。
　　㈤原四方面军干部应当继续相信中央和军委干部政策的正确，放胆做事，不要畏首畏尾。凡对工作有意见时，应坦白的直率的随时向当地军政党领导者提出。尤其重要的，是加紧自己文化、政治、军事的学习，提高自己的党的认识及工作能力。
　　㈥十年内战，五年抗战，已经证明我们军队干部及其他干部，除个别分子外，不管他们来历如何，是团结的，是一致的。现当抗战日益困难，日寇及国内反动分子正想利用一切方法来挑拨我党干部的内部关系，我们更应团结一致，消除一切因过去历史关系，来历关系，地域关系而产生的任何微小的隔阂。
　　㈦各地接到此指示后，应在各级干部会议上报告并讨论之。
　　中共中央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原件刊印[]
　　在祖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的1949年12月4日，毛泽东还在中央军委第二次工作会议纪要上批示道：
　　荣臻同志并告李涛：
　　配备人员时注意尽可能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此点务须注意。
　　毛泽东
　　十二月四日[]
　　建国后，授予少将以上军衔的原西路军将士有63人，他们是：
　　元帅：徐向前；
　　大将：王树声；
　　上将：朱良才、李聚奎、郭天民；
　　中将：方强、毕占云、杜义德、李天焕、吴先恩、欧阳毅、郑维山、饶子健、徐立清、秦基伟、晏福生、陶勇、程世才、温玉成、彭嘉庆；
　　少将：王世仁、王定烈、方震、方子翼、吕仁礼、吕黎平、朱火华、任思忠、刘鹤孔、李家益、吴彪、何柱成、余品轩、汪乃贵、宋承志、张力雄、张行忠、陈明义、陈宜贵、林乃清、周纯麟、周学义、赵正洪、赵承丰、姚运良、贺健、袁彬、徐斌、徐国夫、徐明德、黄鹄显、萧永银、喻新华、程业棠、傅绍甫、谢良、潘峰、蔡长元、黎锡福、戴克林、魏传统、况玉纯、幸元林等。
　　离开军队的省部级以上干部有：
　　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带领420多人到达新疆，建国后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主席）
　　西路军总政委陈昌浩（离开部队后曾回老家，建国后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到达新疆，建国后任中宣部副部长）
　　西路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到达新疆，建国后任商业部副部长）
　　西路军政治部军人工作部长黄火青（到达新疆，建国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被俘后被营救出来，建国后任纺织部副部长）
　　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瑞龙（绕道返回延安，建国后任农业部副部长）
　　西路军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建国后任卫生部副部长）
　　总部通讯局局长宋侃夫（建国后曾任湖北省委书记）
　　对此，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也予以了肯定：“过去中央只批判张国焘和批评陈昌浩同志，不仅没有追究其他同志的责任，而且还充分肯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勇奋战精神，这是很正确的”[]。

　　1958年7月11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朱德到西宁视察，在听取了当地领导同志关于西路军失散人员情况的汇报后，曾作出指示：
　　对（西路军）这些失散同志的生活和工作，政府应该想个办法，予以解决。
　　（这些同志的失散和被俘）他们没有错误。当时战斗打得很激烈，很艰苦，损失很大，光师级以上的指挥员就牺牲不少。
　　对牺牲的和失散在青海的同志，你们一定要搞清他们的情况。把牺牲同志的情况搞清楚，师军级指挥员，每人要写出个简历材料，如姓名、年龄、籍贯、职务、牺牲地点、时间、表现；把失散后活下来的同志调查登记起来，如果没有重大叛党的行为，都应该承认他们是红军，生活上要给予照顾，安排适当工作。
　　（对马步芳杀害红军的）万人坑要好好清理一下。还应将马步芳如何杀害红军的罪恶记下来，纪念革命烈士，教育子孙后代。[]
　　需要说明的是，失散人员身份履历的核实和生活安排安置问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个历史时期各个“山头”的部队都存在，这是全国范围内带普遍性的问题而不是局部性的问题，并不只是“西路军”存在，就是包括中央苏区中央红军在内的各路红军中也都存在。这类问题处理和落实，政策性很强，调查、核实和落实的工作量和难度也相当大。在国家财力并不富裕的时代，这些工作都是很难做到尽如人意的。
　　如果有后人要拿着父辈的官位大小来说事儿，那么最好请他们自报家门并给出一个标准：那些革命战争的幸存者得当多大的官才算合适？他们在革命胜利的成果中得分多少羹才得够本儿？那些众多的连姓名都没有留下的牺牲者呢？他们革命的初心就是把官当得越大越好么？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笔者刚上小学，“停课闹革命”后，《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就成了笔者的启蒙读物——正是从那个时候起，笔者开始知道了“西路军”，知道当年这样一批革命前辈艰苦卓绝的转战历程。而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李天焕将军在《走出祁连山》中那个经历失败后的悲怆之句：“谁能相信这是红军的队伍？谁能相信这支溃不成军的队伍，主要成员就是当年使敌人闻风丧胆的红三十军呢？然而事实毕竟是事实。[]”
　　那年笔者才八岁，从此就把他们镌刻在了自己心灵中的英雄星座上了！
　　20多年后，当西路军“蒙冤”、“平反”之说沸沸扬扬之时，笔者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呀？”

　　十、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张国焘身败名裂，咎由自取！
　　西路军在甘州以西踟蹰徘徊时，张国焘就已经知道自己这回是彻彻底底撞了南墙！
　　1937年2月6日，张国焘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写出了《从现在看未来》，对自己的“错误”作出了有保留的“检讨”：“我觉得我现在与党中央完全一致，原则上没有丝毫分歧”，“从鄂豫皖赤区到川陕赤区，我执行着四中全会的路线，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决议以后，我执行着十二月决议的路线。我不是中国党中央的反对派，也不是有特殊政治见解的人物。我不是代表苏维埃运动中一种特殊形式，也不代表红军中的某一系统，更不是所谓实力派”，“一九三五年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因为当时目击一方面军减员和疲劳现状，就过分的估计了这一现状。由这里出发，就发生了为什么这样的疑问，发展到怀疑到五次“围剿”中党中央的路线是否正确？”
　　张国焘还明确承认：“……党中央直接领导一、三军团北上，的确是贯彻北上方针的正确行动，指斥为逃跑路线，就是绝对错误，就是红军分开行动也不应由北上主张者负责，而应当由南下主持者负责”，“最严重的错误是组织上的对立。否认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而自称中央，这是政治上错误的结果和组织原则上错误的表现，布尔什维克的中国共产党所不应当有的”，“我应该申明坚决脱离过去有过的错误，而且反对过去的错误，并且劝告过去与我有过同样观点的同志们，应当坚决反对和脱离过去的错误。”[]
　　1937年3月25日～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为“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问题”。会议出席者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任弼时。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何凯丰。
　　红一方面军负责干部彭德怀、林彪、萧劲光、罗荣桓、刘亚楼、蔡树藩、陈赓、董必武、莫文骅。
　　红二方面军负责人贺龙。
　　红四方面军负责干部周纯全、何畏、傅钟、何长工、邵式平、倪志亮、廖承志、朱光、罗世文、王维舟、谢富治。
　　原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负责干部高岗、郭洪涛、戴季英。
　　原红四方面军川陕省委负责人郭潜、李中权、罗华民。
　　四位红军女干部：朱德夫人康克清、博古夫人刘群仙、李维汉夫人金维映（阿金）以及李坚贞。
　　列席会议的还有：吴亮平、冯文彬、刘长胜、杜理卿、王林、周兴、徐特立、王观澜、毛齐华、李井泉、胡耀邦、曾希圣、刘转连、张振坤、谭家述、谭玉林、杨秀山、余笃生、袁克服、周光坦、丁武选、段家石。
　　以上共计60人。
　　未出席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在西安与国民党谈判）、刘少奇（在天津领导白区工作）、邓发（在苏联）和林育英（被派往外地从事职工工作，张闻天对张国焘称：林育英过去说的不能算数）、刘伯承（率援西军在镇原接应西路军失散回归人员）。
　　会议首先由张国焘作检讨，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尔后五天里，与会者们经充分讨论和表达意见，形成了《中央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决议全文如下：
　　政治局听了张国焘同志关于四方面军工作的报告，并详细检查了四方面军各种文件及材料之后，认为：
　　（甲）张国焘同志在四方面军的领导工作中犯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的、原则的错误。这些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乙）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的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在蒋介石主力的前面张皇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命运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
　　（丙）张国焘同志对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决定的作用是忽视的。因此他在他的工作过程中轻视党，忽视地方党的组织的创造，在红军中不注意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的建立。相反的，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一切中央的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在同二方面军会合时，他曾经企图用强制与欺骗的方法，使二方面军同意他的路线，共同反对中央。虽是这一企图遭到二方面军领导者的严拒而完全失败了。他对于创造红军模范纪律的忽视，造成了红军与群众的恶劣关系。军阀军队中的打骂制度与不良传统，在红军中依然存在着。这就是张国焘同志的军阀主义的实质。
　　（丁）张国焘同志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在他的一切工作部门中表现出来。在群众工作中，他不从政治上去教育群众，启发群众的积极性，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而以军队威临群众造成脱离群众的现象。青年团、贫农团、工会等群众团体，事实上完全没有工作。苏维埃工作方面，他没有正确的实行土地政策与经济政策。没有建立苏维埃的代表制度，实行苏维埃的民主。他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以大汉族主义代替了列宁主义的民族政策。在同反革命斗争中，他以恐怖代替了明确的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他对于白区工作，完全表示消极，对白区党与群众没有信任心。他以无原则的方法与派别观念团结干部，把个人的威信与党的威信对立。他发展党内的家长制度，以惩办与恐吓来代替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斗争与自我批评。
　　（戊）张国焘同志的南下行动，不但在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上看来是根本错误的，而且南下行动本身也是完全失败的，不管四方面军在南下战争中如何由于红色指战员的艰苦斗争而得到一些战术上的胜利，然而结果还是不能不被逼放弃天全、芦山、深入西康，使红军受到损失，而且由于南下的行动，使红军远离抗日前进阵地，削弱了红军在全国的影响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的力量，也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
　　（己）张国焘同志从口头上同意中央前年十二月决议起，到取消第二中央，与率领四方面军北上，最后同中央会合止，是他向中央路线前进的表示。
　　但是必须指出，推动张国焘同志前进的还是由于党中央路线的胜利与中央对于他的耐心的劝导，也由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广大红色指战员的要求，红二方面军的推动，一部分领导同志坚决拥护中央与反对他的错误的斗争，张国焘同志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庚）中央必须指出，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窄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成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长期的离开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长期的在经济落后的农村中活动，使张国焘同志不但不能以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去领导农民群众，改造流氓无产者，提高他们到自己的水平，战胜军阀的意识形态，却反而做了他们的俘虏，自己拒绝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张国焘同志的这种错误，对于全党应该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这教训又一次指出，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不论是民族革命或是土地革命，必然不能得到彻底胜利的。这一教训，也使我们明显的看到，张国焘路线是同他过去大革命时代陈独秀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意识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的错误如何紧密的连系着。
　　（辛）中央对于国焘同志领导下的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善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在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所获得的极大进步与对张国焘路线的正确认识，表示极大的欣慰。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当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中央号召四方面军的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周围，来完成当前的伟大任务。
　　（壬）中央更号召全体同志同张国焘路线做坚决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教育全党同志，如何在各种环境下坚决不动摇的为布尔什维克路线而奋斗到底。只有共产国际与中央路线的胜利，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彻底的最后的胜利。中央在估计到张国焘同志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同时亦估计到他在党内的历史，及对于自己错误的开始认真的认识与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的声明，认为暂时应该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给张国焘同志及极少数国焘路线的坚决执行者，彻底发展自我批评，揭发自己的错误，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并在实际工作中表现自己的机会。[]
　　这个决议“暂时保留”了对张国焘的“组织结论”——也就是没有作出组织结论。

　　4月6日，张国焘写出了他的第二份“检讨”——《关于我的错误》：
　　我上次那篇“从现在来看过去”的文章，虽然揭发了一些错误，但是非常不够，甚至对自己错误没有从基本上去了解。
　　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许多同志对于我的错误的彻底揭发，使我对自己的错误，有更深刻的了解。的确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阍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个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形成极大的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
　　中央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我应当根据这个决议，来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的斗争。
　　我应当申明，我已经了解党中央的路线是一贯的正确，并坚决拥护党中央现在的路线，如果不去了解我自己过去的错误路线，就不会深刻了解党目前领导民族革命运动的策略路线，因此，对于我自己过去错误更彻底的了解，也就使我对党的路线，有更深刻的认识和坚决的拥护。我而且应当说到，在我与中央会合以后，是我了解和改正自己错误的过程，没有继续和加深自己的错误。但是在过去一时期中，没有更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就没有能够与自己的错误作坚决斗争，对于那些对我的错误缺乏了解的同志，没有能够起积极的帮助作用。我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与那些背叛共产国际的“左”右叛徒基本不同之点，就是我始终拥护共产国际。虽然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实质上是与共产国际和党中央路线是不相容的，可是因为我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具有坚强信心。因此，我自信这是我能够改正错误最重要的保证。
　　由于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够了解，又是自高自大的恶习，堕入了狭隘经验论和机械论的泥坑，做了落后意识的尾巴，在苏维埃运动紧急关头和民族革命动力新高潮发展过程中，对于时局有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根本错误的估计。对于无产阶级领导作用估计不够，反而做了农民落后意识，流氓破坏意识和军阀意识形态的俘虏，没有能够彻底克服过去大革命时代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苏维埃运动紧急关头，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又重新表现出来。
　　因此，要彻底克服错误，我自己必须加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
　　我并且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曾经和我在四方面军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应当在党中央路线领导之下，坚决与我的错误作斗争。我自己宣布我的错误路线已完全破产，每个同志与我的错误作毫不留情的斗争，是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最重要的一个保障。[]
　　然而事实证明，张国焘这些话都是说来胡弄党胡弄别人儿当然也是胡弄自己的。
　　改开以降，一些人拿着西路军叫撞天屈，忽悠着“平反”之际，甚至还要为张国焘鸣不平。但是，张国焘的地，那是没法洗干净的！如果说为“徐陈”首长不平或有于情于理勉强说得过去的理由的话，那么为张国焘鸣冤叫屈，那就是害人害已笨得不能再笨的蠢招！徐陈首长与张国焘完全不是一回事儿，问题性质完全不同。他们的地是不能搁一起洗的：如果张国焘洗干净的，那么徐陈首长就洗不干净了——失败责任就得由他们来担待；如果张国焘负有主导诱导的责任——这本来就是铁的事实，徐陈首长等最多就是“执行者”的责任（《决议》说得非常克制也非常节制：“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这个逻辑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要瞅不明白那差不多就是存了心要笨死！谁也拦不住，谁也救不了！
　　1937年8月22日～24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国焘、何凯丰、彭德怀、朱德、任弼时、关向应、贺龙、刘伯承、张浩、林彪、聂荣臻、罗荣桓、张文彬、萧劲光、周建屏、林伯渠、徐向前、傅钟等与会。会议议题为：㈠政治任务；㈡军事问题；㈢国共关系问题。会议决定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原来的“七人主席团”[]增补为11人：成员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浩、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
　　张国焘未再进入军委。
　　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
　　1937年12月9日～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政治报告、组织问题和南方游击战争问题。毛泽东、王明、张闻天、赵容（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何凯丰、刘少奇、项英、张国焘等与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为书记，张国焘为委员之一。[]
　　1938年4月2日，张国焘从延安出发到中部县黄陵祭陵。4月4日祭陵结束后，搭乘蒋鼎文的汽车同去西安，投降了国民党。此后，中共中央多次去电或派人与之沟通，但均无效果。17日，张国焘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投降国民党，成为了可耻的叛徒。
　　4月18日，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已于四月十七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一九三五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动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八日[]
　　当时的中共中央并不知道，这并不是张国焘第一次当叛徒。
　　1924年5月24日，由于叛徒杨德甫出卖，供出了张国焘等人，北洋政府交通部通知京师警察厅“严密查究”，在腊库16号杏坛学社内逮捕了张国焘、杨子烈夫妇，并搜出中共三大决议宣言书及信函多件，在刑讯中又确认了其共产党员和中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的身份。
　　尔后，张国焘没有扛过敌人的严刑逼供，放弃了抵抗。他供出自己所掌握的在京全部共产党员名单，其中有：李大钊、张昆弟、黄日葵、李骏、范体仁、高君宇、刘仁静、方洪杰、朱务善、陈佩兰、缪伯英等11人；还供出的各铁路线上在党工人名单：京绥路7人，京奉路21人，胶济路3人，正太路2人，京汉路8人，津浦路2人，粤汉路1人，道清路2人，陇海路1人，广州24人。
　　京畿卫戍司令王怀庆遂将张国焘的供词密报北洋政府内务部。
　　6月9日，内务部总长程克向各省长、各都统、川边镇军使、淞沪护军使发出秘密咨文，要求按名单火速抓捕。一时间，北京城与全国铁路干线军警大举搜捕。李大钊虽然这次有幸逃出了敌人的罗网，但从此被军警机关注册在案；而《新民国》杂志编辑、北京团地委学生运动委员会委员长范体仁和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孙云鹏却相继在北京、石家庄被捕。
　　北京、天津、保定、郑州等地铁路工会负责人40多人被捕或被通缉……
　　同志的鲜血换来了张国焘狱中待遇的改善，他从牢房迁入看守人员的住所：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走动，同狱卒、看守们任意攀谈，有大米饭吃，有干净衣物可换，摆脱了死刑的阴影，求得了性命的苟全……
　　5个多月后，一件意外的重大事件再次改变了他的命运。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趁直奉战争之际突然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曹馄、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王怀庆也被撤职。当时的冯玉祥是个基督将军而且思想相当“左倾”，党组织遂利用这个机会，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的监狱中展开营救活动……
　　两天后，新任京畿卫戍司令宣布对张国焘、杨子烈等人“无罪释放”。
　　张国焘出狱后，将这段叛变的经历全部抹去，把自己粉饰成了坚贞不屈的英雄。甚至在《我的回忆》中还自称：他在监狱五个月中受刑时“咬着牙关，忍着剧痛一言不发”，“总避免给他们把握到不利于我的材料，还向他们抗议”……[]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新中国成立后，档案部门在清理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北京警察厅档案时，意外地发现王怀庆的密报和张国焘的供状及供述的名单，被张国焘隐匿且粉饰了数十年的“叛徒”经历才得以昭彰于世。[]
　　张国焘在1938年4月第二次当了叛徒后，又被戴笠所延揽，专事“对延安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最终沦为了军统特务！
　　一个没有真正政治信仰且毫无政治操守的政客，即或在敌对阵营中也是不受待见的：他背弃昔日的同志和战友，加盟敌方队伍，却连个警卫员都带不走，“对延安工作”更是长期未见成效。随着这种“长期未见成效”的日子一天一天地延伸，他在他所投奔的这个阵营中也越来越不受待见，日子也越来越难过。祖国大陆解放之后，他随旧政权逃往台湾也仍然不受待见而被“劝离”，先后在香港、加拿大居住，直至客死他乡……
　　同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继续在艰难曲折中磅礴奋进！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结语 历史是写给后人看的
　　历史是写给后人看的。即或今人不置疑，后人也是要置疑的。历史的真相总有一天是要大白于天下的，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铁律。
　　一切历史的结论都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只有经过沉淀，才能得以澄清。
　　当“颠覆”历史之风乍起之时，曾经有很多人吵吵嚷嚷闹着要公开更多的历史档案，似乎这当间掩藏着多少阴谋似的。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档案发掘整理并得以公开，却出现了令这些吵吵嚷嚷着翻案的历史颠覆者们十分尴尬的局面：历史文献档案公开公布得越多，对作翻案文章、颠覆文章的人就越不利，西路军真正的历史真相也越来越浮出了水面，翻案文章、颠覆文章也越来越经不起时间沉淀后的澄清。
　　当下，到了将这一段被澄清的历史真相，还原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了。
　　勿庸讳言，笔者当年也曾经是关于西路军失败历史成因之翻案文章的拥趸，毕竟看起来人家言之凿凿又有“证据”在手，且与自己对一些历史当事人的旧有好感相吻合。然而当笔者带着要对这段历史的疑惑问个究竟的心境走进故纸堆，对照着地图成天埋头于那些有着大量冷僻地名和枯燥数字的文字，把那些支离破碎的残砖断瓦按“时经事纬”的原则一一核对并粘贴复位，最终还原成一段相对完整的历史本象后，才真正认识到：这些残砖断瓦随心所欲、唯我所需地取舍组合，与认真细致、冷峻客观地鉴别归位，得出的成像可以是完成不同甚至相互排斥的：散乱零碎的“证据”如果是随意抽取采撷而不发现并揭示出彼此间的相互关联，是还原不出真正本质的历史本象来的。这种“发现和揭示”需要的不是一时灵感和心血来潮，而是在寂寞与清苦中进行大量枯燥乏味、逐一研判的基本作业。若偶有所得就急于上升为普遍真理，稍见奇异就忙着抖落出“惊天猛料”，实为史家之大忌。
　　革命导师列宁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至理名言：
　　“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们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都不如。[]”
　　千万不要把事实变成“儿戏”，这是治史者需要时时敲响以提醒自己的警钟。
　　在西路军失败成因再度被审视乃至翻案甚至颠覆的风潮涌起之时，一些亲历了这场失败的历史当事人，年事已高，很难再有精力一一检点细读那些封存久已淡出自己记忆的历史档案文献，更遑论重新认识自己当年在这场失败中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心态，这样或那样的抉择，以及相应的角色和担戴的责任——这对垂垂老者们来说并不容易。加之当时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对局部与整体的判断，信息远不如现代那般通畅、丰富和快捷等因素，都不可避免会产生认识的局限性，写出的一些与历史真实不符的言论和文字，应该还在可以理解的范畴之内。
　　对任何历史事物的认识，都要经过一个由逐步澄清、去伪存真乃至接近真理的过程，对西路军失败成因的认识也是如此。对于这段历史中西路军的任务问题、战场主动权问题和机断专行问题这几个关键的节点，应从当时总的形势、空间、时间、环境以及战略、战役上对多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分析，并佐以确凿的证据来认识，才是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正确做法。而采取非历史的，把复杂的历史问题简单化的做法，是不能正确说明问题的真相，也无助于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
　　然而，历史是写给后人看的，如果自己书写的历史存在问题，即或今人不置疑后人也要置疑。本文对这些经历当年失败而幸存下来的老者留下的言论和文字提出异议，是出自对历史负责也对后人负责的心理动因。而认真仔细重新计较和考量这段历史，笔者据实而言，也是在对这些历史当事人生前身后的盛誉清德负责。作为治史者，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用证据说话，用事实说话。“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亲，只唯实”的要求，同样适用于所有人，谁也不能例其外。而这一切，并不影响作者对那些亲历了腥风血雨的革命前辈传奇般革命生涯的景仰和崇敬：他们仍然是作者心目中涉过了那段波澜壮阔历史长河的不朽英雄！
　　至于那些向这些老者提供了历史档案资料、整理编撰他们的回顾文字的学者们，应该跟笔者一样，大都属于共和国诞生之后的晚生后辈。他们为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作了大量的工作，发掘和整理了大量的档案文献。笔者正是享用了他们的劳动成果也才有了写作本文的依据，在此也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与诚挚的感谢。当然，交友论情，行事论理，做学问还得有“六亲不认，只认一个理”的执着，笔者在对他们提出批评时也不会客气谦让。比如，除开观点的不同，笔者对他们为李先念的“说明”提供的52份档案文献中，选择性的遗漏了一些很关键很重要的电文，就不能原谅也不能理解：这的的确确有刻意误导之嫌，而且既是对重新审视这段重要历史不负责任，也是对这些老者生前身后盛誉清德的损害——当时这些档案并没有公开公布，据有“独此一家”的强势而使他人无从置疑，所导出的有着明显责任指向的“定论”，当然也就很难通过时间的沉淀而成为真正的信史。
　　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这样的“定论”竟然被利用发挥，收进了“非毛化”风潮的武库。
　　然而，撼山易，撼毛泽东，难！
　　笔者在重温并学习西路军这一段历史的过程中，在逐一翻捡当年那些文电的过程中，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觉冲撞于胸：在中国革命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选择了毛泽东而不是其他人作为自己团队的领袖，那是有着必然的逻辑指向的。毛泽东高于众人之卓识自不待言，而他之所以众望所归的原因却并不仅在于此。他在被冷落、打击、曲解、冲撞的复杂环境中，能够保持积极的心态，在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的同时，求共识，求团结，屈躬负重，相忍为国，以最大的耐心说服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以最大的诚意去谋求和维护党内团结，化解“山头”隔阂，即或一时不被人理解也宁可委曲求全忍让相待，团结了许多反对过自己而又被事实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以同志的真诚而不是以权杖的威势，以“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赢得并巩固了全党的团结，“山头”的归一。如此海纳百川的胸襟气度，为他在群雄会萃的红军领袖群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脱颖而出提供了强劲的助力。
　　“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可是鸡却永远不能飞得像鹰这样高”，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也有过对情况的误判以及决策的误着。就在西路军西进之前他有过河西走廊“能够造成巩固的根据地”的“疑似误判”，西路军濒临失败之时他也曾有“病急乱投医”之举。但历史却仍然不断地证实着他的洞观、远见与卓识，他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不怕挫折失败也勤于反思总结，一次又一次地和他的战友们领导自己的团队和人民从错误和挫折中重新站立起来，一次又一次雄辩地证明了只有毛泽东的旗帜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胜利的旗帜，一缕缕涓埃细流在一次次大浪淘沙之后，终成百川归海万众同声之势，席卷了中国也震撼了世界……
　　美军抗战末期驻延安观察组（迪克西使团）中的美国国务院代表约翰·斯图亚特·谢伟思后来回忆，当年他打听“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成为共产党内公认的领袖”时，回答都是一样的——“他目光远大”[]。
　　毛泽东当然不是完人，但毛泽东超越中共其他领袖及所有部属的远见卓识，始终对历史进程辐射着令追随者们钦佩不已的强劲穿透力！——比如，当年张国焘在草地分裂红军时，毛泽东预言“一年后你们也会北上的”，不是如同谶言般真真切切、准准确确地出现在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历史经历中了么？
　　毛泽东的名字是代表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巨大政治符号，从某种意义而言，否定了毛泽东也就否定了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扔掉了毛泽东的旗帜，也就丢失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在几十年里前仆后继、艰苦卓绝建立人民共和国的历史。
　　本文仅限于对西路军历史中战略决策和指挥过程的考辩，并不是西路军历史的全部。西路军将士们为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转战的历程，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伟大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浴血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惊天地而泣鬼神，与同时期在其它战场转战的战友们享有同样的光荣！他们铁骨铮铮，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从未向敌人低头；他们忠心耿耿，很多人用生命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钢铁誓言！许多幸存下来的西路军将士，即或在经历失败后仍然一心向党，不断地冲破敌人的牢笼，不断地冲破重重封锁，在饥寒交迫中艰难跋涉，千里迢迢奔赴延安，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在各个重要岗位上为人民革命事业继续战斗。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还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将星和建设栋梁，为人民军队的成长和壮大，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包括笔者和笔者的同龄人的中国人民心中，他们都是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同在的红色英雄。
　　在本文收笔之时，恰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2011年3月重印版发行。在该书第十二章的“三、 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一节中，从第400页到第404页所述的一段西路军历史，篇幅不长，言简意骸，但将一些关键点说清楚了。可对照看看本文所述。
　　笔者出生的城市有座武侯祠，武侯祠中有副楹联，为清末民初成都“五老七贤”之一的刘咸荣先生所撰，笔者在此引出以为各位同好者共勉：
　　勤王事，大好儿孙，三世忠贞，史笔犹褒陈庶子；
　　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墨痕同溅岳将军。
　　上、下联中的“勤王事，大好儿孙，三世忠贞”和“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是对诸葛亮的褒扬。
　　上联中的“陈庶子”指的是西晋初年的史学家陈寿，四川南充人，其父曾在蜀将马谡手下任事，马谡因街亭之失被斩时，陈父也受到“髡刑”之罚（即削发，这在当时属于极具污辱性的刑罚），并贬官归乡。政治观点属扬曹抑刘的陈寿在《三国志》中对诸葛亮大为褒扬，而对遭到诸葛亮“髡刑”的乃父却一字未著，以至于陈父的名讳迄今也无人知晓——后人但有提及，也只能称其为“陈寿父”。
　　下联中“岳将军”指的是南宋名将岳飞，传说岳飞拜谒南阳武侯词时，热泪飞扬地手书诸葛亮的《出师表》，以至于泪水与墨痕交融相溅……
　　谨以此作为本文结语。
　　（作者：双石 图片来源网络）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