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瞿秋白

　　瞿秋白(1899～1935) 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名懋淼，字秋白，后以字行。江苏常州人。生于破落仕宦之家。1917年9月考入北京政府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读书。五四运动中代表俄专参加北京学联，成为运动领导人之一。1920年春，加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以《晨报》记者身分旅苏采访考察，是最早报道革命后苏联实况的新闻界先驱。1922年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1月回国后，主编《新青年》，参 与编辑《前锋》、《向导》。1923年6月，参加中共三大，起草党纲。此后多年间，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思想理论建设做出开创性的贡献。
　　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并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为推进国共合作、发动北伐战争和反对国民党右派进攻，做出了卓越贡献。1925年1月参加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成员。6月，参与领导五卅运动。1927年2月，参与策划上海工人武装起义。4月，参加中共五大，在会上批评陈独秀右倾领导错误，担任政治局常委。8月7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结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统治，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会后主持中央工作。一度犯过“左”倾盲动错误，但他和党内同志一道，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恢复党的战斗力和开辟革命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1928年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后回国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等人攻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此后在上海参与领导左翼文化运动。致力于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事文艺批评、杂文创作和文字改革研究，为建设中国的新文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34年2月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瞿秋白与何叔衡等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1935年被国民党军逮捕，在狱中不惧酷刑威逼，拒绝劝降收买，英勇就义。遗作编为《瞿秋白选集》1卷、《瞿秋白文集》14卷。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一篇难得的独特文章也是一篇聚讼纷纭的文章。它给作者带来了意料之中的笔墨官司和身后之辱。如今，历史虽已公正地对待瞿秋白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学史上的贡献了。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却有不少人还停留在以前对于他的批判上，依据就是瞿秋白的最后遗作——《多余的话》。各种解读，各有其是。七嘴八舌，众说纷纭。在我看来，瞿秋白在这篇文字中，表达了他的人生悲情，坚持了他的人格操守，更思考着他所献身的那个事业的历史教训——就是这篇文字的价值所在。
　　在《多余的话》的开篇，瞿秋白引《诗经》上的两句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寥寥十五字，却无疑是作者此际整个心态的凝缩和表露：作为一个超越了生死的人，他在即将告别这个世界前杂乱的思绪，他在回顾革命的一生时深沉的感慨，以及他在晚期痛苦的经历和在不断思索的悲剧情怀。他最后对于这个他已一无所求的世界所要诉说的，只是他这一种“心忧”——如果说他还有所求的话，似乎也就是这个了：也许有一天，有人能以一种真诚，一种深切的同情和同感，来理解他的这一份“心忧”，和它背后的复杂意义。
　　瞿秋白这时的心态中，是否有他自己所常说的那种“软弱”、“颓唐”、“文人积习”、“绅士情感”所带来的消沉、低回的意绪?不能说没有。但，恐怕也不能只从字面上理解他的这种苛评。在《多余的话》的《代序》中，他也说到“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塞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我们不能把这仅仅理解为他在特定境遇下的内心消沉。实际上，这种“自我分析”，自我解剖，正是瞿秋白作为一个正直、真诚的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的性格和思想特点，这几乎伴随着他的整个思考探索的生命历程。他的性格，使他从来就不具有豪情激扬、慷慨悲歌的气势和壮怀，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在自我解剖、反省，在体验、怀旧、徘徊……低回的情绪中寻找一条心灵的道路——在这中间，给他力量的始终是“对我们自己心灵的要求”、“绝对负责任”的这样一种认定。在这种自省、思考中，他有过低沉，又一次次从低沉中振作奋起，从而走上了“饿乡”之路，从而明确了“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的使命。这是这位文人、“书生革命家”的独特的性格和心路历程。与其说这是“文人积习”和“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弱点，不如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可贵品质;在真诚的思考中解剖自己，在自我解剖中思索着历史，最终，是在这种思考基础上对历史的承诺与献身。
　　“……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却又不得不略微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过了一年。最后这4年中间，我似乎还做了几次政治问题上的错误。但是现在我连内容都记不清楚了，大概总是我的老机会主义发作罢了。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见解，其实我连想也没有仔细想，不过觉得争辩起来太麻烦了，既然无关紧要就算了罢。我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
　　是的，结束了，结束于所谓的“党内斗争”使革命的理想和道德的纯洁受到玷污践踏而在他心中失落沦丧之时，结束在各种阴谋和权争扭曲着人格，造就着党内的“十足的市侩”之时。而瞿秋白，虽然在表面上总是服从了，不断的“承认错误”、“停止怀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但是，他在内心深处并没有屈服，没有认同，间或还要说出一句“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来，这是瞿秋白正直文人的本质所决定的：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为了政治利益而完全背弃自己的良心和自己的内心真诚的卑劣政客和异化的“政治动物”———虽然在那种“党内斗争的黑幕”下，这种“政治动物”确实已培养出了不少：王明、张国焘、康生……
　　瞿秋白在文中说，他不仅背叛了自己的阶级，也背叛了自己的性情。但他怎么也说不上是背叛了他的信仰。他是个人的叛徒，却永不是背叛战友和同志的叛徒，更不是人民和祖国的叛徒。
　　在我看来，瞿秋白作为一个文弱书生，自从他母亲因为生活在绝望中而自杀之后，他就是一个勤俭自强的男子汉了。要不是各种机遇，先是怀着对“饿乡”苏联的好奇，出学苏联，而后又担任共产国际驻国民政府代表的翻译。时代的浪潮把他送上了浪尖，他主持召开了八七会议，成为了中共领导阶层的人物了。
　　在当时险恶的国内情势下，瞿秋白一方面要领导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做斗争，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各种不切合实际的瞎指挥。其实，任何瞿秋白作出的决定，都是经过政治局审核表决通过、报由共产国际批准的。而一到事情失败，先是共产国际撒手不管，再就是政治局的人落井下石，必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想想陈独秀，不也是那样子的吗?这种情况，怎么能不让人寒心!
　　其实，瞿秋白是不想作为一个政治家出现的，他学俄语，用他自己的话说，仅仅是为了谋生存而已。
　　对于他的所谓的“背叛”，我只能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多余的话》通篇找不到半点涉及军事、政治秘密的话，有的只是对自己的深刻剖析，我想，要是拿给当时的一些所谓的“革命者”看看，一定会让他们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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