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庸小说中的书法武功 四

三、有力地丰富了人物形象的塑造。
金庸小说中，比武打斗与人物刻画紧密结合，人物描写非常性格化、趣味化，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涉及书法武功的人物除石破天外，张三丰、张翠山、朱子柳、秃笔翁都是次要配角，思想和行为兼具文人和武士的特点。就像是NBA中一样，超级巨星只是少数，绝大部分人都是角色球员，他们成不了超级巨星，但是忠实地扮演自己的角色，这些人的性格和行为特色非常鲜明，对他们的书法武功的描写很好地凸显了各自的身份，共同构成了异彩纷呈的人物群像。张三丰是中国武学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在当时的心境下，以临空摹写王羲之《丧乱帖》的方式，来表达内心和王羲之契合的情感，使悲愤的情绪升华成艺术的创造。换句话说，只有在非常典型的中国文化环境中，具备极高中国文化修养的人，才能产生这样纯粹中国式的高雅深沉的举动。他创造“倚天屠龙”书法武功这段描写，使得张三丰和金庸小说中其他的武林高手明显区别开来，富有层次，形象饱满，树立了一个天赋异禀、文武兼资、感情丰富的一代宗师的形象。朱子柳是真正的文人，原来是大理国的状元、大学士，是天南第一书法名家，文武双全。金庸为他量身打造了一路文中有武、武中有文、文武俱达高妙境界的“一阳书指”，所用的武器则是毛笔，“那枝笔，但见竹管羊毫，笔锋上沾着半寸墨，实无异处，与武林中用以点穴的纯纲笔大不相同”，书法之中有点穴，点穴之中有书法，雄伟中又蕴有一股秀逸的书卷气。张翠山身为张三丰高徒，左手使烂银虎头钩、右手使镔铁判官笔，外号叫做“银钩铁划”，他自得了这外号后，深恐名不副实，为文士所笑，于是潜心学书，真草隶篆一一遍习，与张三丰所创武学正好相配。江南四友中的秃笔翁的性格最为鲜明，他们不过是关押任我行的四个看守，如果写成四个彪形大汉，恐怕就没有多少卖点了，于是金庸别出心裁地将他们写成精通琴棋书画的武学名家。秃笔翁的兵刃“是一杆精钢所铸的判官笔，长一尺六寸，奇怪的是，判官笔笔头上竟然缚有一束沾过墨的羊毛，恰如是一枝写字用的大笔。秃笔翁临敌之时，这判官笔上所蘸之墨，乃以特异药材煎熬而成，着人肌肤后墨痕深印，永洗不脱，刀刮不去”，在敌人身上留下永久的耻辱记号，使他终身见不得人，显得颇为自负。秃笔翁和令狐冲比武时，金庸最后写道：每一招仍然只能使出半招，心中郁怒越积越甚，突然大叫：“不打了，不打了！”向后纵开，提起丹青生那桶酒来，在石几上倒了一滩，大笔往酒中一蘸，便在白墙上写了起来，写的正是那首《裴将军诗》。二十三个字笔笔精神饱满，尤其那个“如”字直犹破壁飞去。他写完之后，才松了口气，哈哈大笑，侧头欣赏壁上殷红如血的大字，说道：“好极！我生平书法，以这幅字最佳。”…转头向令狐冲道：“兄弟，全靠你逼得我满肚笔意，无法施展，这才突然间从指端一涌而出，成此天地间从所未有的杰构。你的剑法好，我的书法好，这叫做各有所长，不分胜败。这绝对是一次精彩的书法表演，一个狂放、洒脱的书痴的形象便跃然纸上，让人过目难忘。
四、客观上起到了弘扬传统文化的作用。
纵览19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是可悲的。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中心，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强行纳入了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国的仁人志士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既而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终于从文化上根本感觉不足”（梁启超语），将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归罪于传统文化，于是开展了持续一个多世纪的一场矫枉过正的文化运动。“20世纪中国的主要文化思潮，或者说‘主流意识形态’，是对传统文学的批判、扬弃、轻视、仇恨与否定”⑹。其直接结果就是造成了持续几代人的文化断层。比如从今天的书法面临的形势来看，一方面高等书法教育和书法协会日益发展，另一方面书法同时却面临相当严重的基础危机，中小学中书法教育全面退化萎缩，大部分人丧失了对书法的鉴赏能力。书法是古代文人最基本的文化素养，书圣王羲之是所有文人崇拜的标志性偶像，然而今天，即使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知道王羲之的恐怕不多，更遑论其《丧乱帖》。而其他传统文化也正面临相同的窘境。陈世骧教授说金庸小说的内涵“惟须读者自身才学修养，始能随而见之”，但是当代中国人对古代文化所知甚少，从文学界的情况看，很多人对这种人文素养的流失习以为常，把自己的无知归罪于别人的渊博，葛红兵认为“金庸是炫耀自己的知识分子身份的‘贵族’，他迎合没有学问的人的学习要求，把诗、词、曲、赋这些古典文人的亵玩之物发挥到极致，半文半白的叙事语言，给大陆读者形成语体上的陌生化效果，以满足大陆读者的猎奇心理”⑺。从国际视野来看，这种现象是相当浅薄可笑的。美国作家赛珍珠在1938年的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中说：“现代中国作家所写的那些小说，过多地受了外国的影响，而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财富却相当无知”⑻。
严家炎教授认为新派武侠小说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它们具有浓重丰厚的传统文化涵量。举凡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最具特色的成分，如诗词曲赋、琴棋书画、儒道墨释、医卜星相、传说掌故、典库文物、风俗民情……，无不与故事情节的展开，武技较量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画，作品题者的展示，相融合渗透，成为有机的组成部分，令人叹为观止。它们构成了新派武侠小说的一大优势，从而使自己在中华民族和海外华人社会中深深扎下根来”⑼。“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的流传”⑽，“武侠小说长期以来便是华侨教育子女认识中国文化及文字的工具，海外华侨子弟对中国传统知识及历史文化的认识，很大部分得自于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中想像的中国和中国文化，建构了他们的身份认同”⑾。刘绍铭认为“金庸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尤其是对海外华侨的影响力，无出其右的人”⑿。传统文化不是抽象存在的，金庸在小说中透过人物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审美意趣、伦理道德、言谈举止等具体而多样的形式，将传统文化非常形象、生动地表现出来。金庸像大仲马一样，把历史当作“用来挂自己小说的钉子”，定下了时间空间的框架，布置下某种环境气氛，增进了故事的真实感。《笑傲江湖》中，“梅庄”庄名是由南宋破金的大功臣虞允文题写的，向问天拿范宽的名画《溪山行旅图》、琴谱、棋谱、书法作品等等和江南四友打赌，金庸在出版的小说中都一一附上图片，如棋谱琴谱等以资证明，让读者“多接触一些中国的文物和艺术作品”。金庸通过这些手法，巧妙地将情节钉在历史和文化上，营造了厚重的历史感，令读者看后更添阅读快感，也增加了小说情节的可信性。
从这个意义上说，金庸小说在弥补20世纪中国文化断层方面具有积极意义。老子说“反者道之动”，我们用了整整一个世纪来思考文化出路。“打倒孔家店”是五四运动的主要号召，世事沧桑，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古籍、读古书、谈国学重新在中华大地逐步发展起来。今年9月28日，中国政府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了高规格的全球联合祭孔活动，以曲阜孔庙为主祭场，由衢州孔庙、上海文庙、长春文庙、台北孔庙等30多处分祭场组成，以此表示对传统文化复归的重视、支持和推动，也是一次向全世界肯定孔子的行为。历史绕了一个大弯子，又回到了80多年前的起点。但是，这并不是简单的全盘回归传统文化，而是扬弃继承，也正符合马克思所说的事物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引注：
⑴陈振濂《线条的世界——中国书法文化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P46
⑵黄简《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P291，韩愈《送高闲上人序》
⑶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P49
⑷曹布拉《金庸小说的文化意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P282
⑸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P52
⑹陈墨《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P20
⑺葛红兵《不同文学观念的碰撞》，引自曹布拉《金庸小说的文化意蕴》，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P3
⑻吴晓东、计璧瑞《2000＇北京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P634，周锡山《再论金庸小说是20世纪中国和世界文学的领先之作》
⑼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P30
⑽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P10
⑾陈硕《经典制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P66
⑿陈硕《经典制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P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