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4周年：张沈川的抗战宣传和慈利抗战记实

　　★共产党人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沈阳。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仅用三个半月就占领了东北三省。1937年“七·七”事变，成为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战争的一个标志，也成为中国全民抗战的开始。
　　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激发了全国军民的抗日热情，纷纷奔赴抗战前线。中华民族的救亡烈火，在城市、在农村、在祖国的大江南北熊熊燃烧。慈利山城在沸腾，慈中学生自发展开了抵制日货的运动。谓之洋货的玻璃杯被当众摔碎，标有外文的洋玩儿也被付之一炬。进步学生的举动激发了慈利各界民众的爱国热情，民族意识增强，不愿做亡国奴的呼声愈来愈高。

“抗战建国”标语位于慈利县杉木桥镇大市村八组茶岭岗柴家老屋

　　◆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唤起民众抗战救国
　　1936年秋，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在南京监狱的共产党员张沈川、方仲如、任机等人，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张沈川即与方仲如商定，暂回湖南养病(肺病)，身体恢复一些后，再去延安。方仲如回咸阳后即去延安。
　　11月，张沈川回长沙后经岳云中学教师王厚基(共产党员，因病没随部队参加南昌起义而脱党)介绍，到国民党湖南省第二区(常德)专员公署供职。公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又名王育瑛、后任一九八师师长)与王厚基、张沈川既是同乡又是同学，虽知张从事革命，仍给予同情。同意张沈川在公署挂名为建设科长。使张有一安身，治病养身处。张沈川在专署期间经常与王际雄谈论时局，议论国事，使王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增强。
　　张沈川在常德治疗休养数月，身体基本恢复，即向党组织要求去延安。他给延安方仲如去信，要方向周恩来请示。不久，延安回信，方仲如传达了周恩来要张沈川“就在地方工作，不必去延安”，并允派人来帮助工作的指示。之后，方仲如又复告张：党组织同意他“在没有革命种子的地方散播革命种子”的工作想法。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张沈川决心回慈利开展党的工作，把革命的种子散播到人民群众中去。
　　1937年初，日本侵略军发动新的攻势，侵略魔爪伸向内地，形势紧张。第二区专员公署从常德迁到慈利。五、六月间，公署回迁时张沈川辞去建设科长的职务，留慈利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下半年，张沈川应邀担任慈利中学英文教员。此时，慈中学生中的抗日救亡活动仍在继续，当自发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被学校当局强性压制下去后，学生们极为不满，又针对学校当局中的守旧势力开展了新的斗争。斗争从学校擅自克扣学生伙食、侵占学生利益开始。
　　张沈川入校后，对慈中的问题通过了解，感到矛盾不仅表现在伙食问题上，更重要的是，学校当局因循守旧，对民族抗战事业漠不关心，限制学生谈论时局，只要学生死读书，爱国热情受到压制。张沈川对学生的正当要求给予支持。他一方面鼓励学生坚持斗争，一方面规劝校长于知雄顺应时代潮流，破除守旧势力，让学生关心时局大事，大胆解决伙食问题，取消教师的小灶，改善学生伙食。于知雄采纳了张的建议，伙食问题得已解决，学生们皆大欢喜。刚入校的张沈川受到学生们的尊重和支持，大批的进步师生逐步团结在他的周围。
　　国民党政府为了欺骗人民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侵华罪行很少报道，全国人民的抗战救亡活动更是只字不提。为了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张沈川利用各种方式与长沙、常德等地有关人员取得联系，收集抗日前线的真实情况，在学生中传播：组织进步教师储曼乔，学生于黎光、黄成大等人创办了《慈中旬刊》，刊登共产党的民族抗日主张和前线将士热血奋战收复失地的情况，揭露日本侵略军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的罪行。刊物发至全县各小学及澧水流域几所中学，又通过各地师生广泛传播，使地处山区的慈利各界民众，真实地了解到民众抗战情况。
　　张沈川在执教英文的同时，时刻不忘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教育。他利用每星期一做“纪念周”的机会，向全校师生进行演讲，讲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祖国的大好河山;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占整个中国的狼子野心;讲共产党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沈川边演讲边画图，摆事实、讲道理。师生们听得心情振奋，情绪高昂。而以张瑞巽为首的一股顽固势力，则怒目相视，暗中捣鬼。
　　在张沈川的影响下，英文教员储曼乔在讲课时，用亲眼所见的日本侵略军在他家乡(江苏)杀人放火、奸淫掠抢的事实，向学生们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教育，他采用深入浅出的教学法，讲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启发学生认清社会发展规律，破除亡国奴的思想。学生们对储的讲课极感兴趣，要求他不讲书本内容，而讲这些新鲜的革命道理。
　　为把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更好地传播到民众中去，张沈川又提议组织“慈利抗敌流动剧团”。慈中进步师生积极拥护，剧团以教师张沈川、任机、储曼乔、苏兆龙、学生于黎光、黄成大、谭微次、康世泰、张有典等人为骨干，吸收了其他一些师生参加，共30多人组成。为取得学校当局的支持，请校长于知雄任团长。剧团排演的节目，大部分是张沈川从长沙、常德、石门等地收集的剧本。如《芦沟桥》、《放下你的鞭子》及有关抗日救亡的歌曲。为筹备剧团演出经费，先在学校公演，附近群众都来观看，扩大剧团在县城的影响。而后组织募捐小组，在县城各处开展募捐活动。各界民众给“慈利抗敌流动剧团”热情支持，纷纷捐款，经费很快筹好。
　　寒假伊始，“慈利抗敌流动剧团”奔赴各乡镇演出。师生们自背行李道具，跋山涉水，经东岳观、通津铺、杉木桥、象耳桥，到九溪、江垭，趁各地赶集的日子进行宣传演出。观众十分踊跃。在杉木桥演出时，观众达二千多人。当舞台上演员用风琴奏出飞机轰鸣音响时，台下观众中有人捣乱，故意大声叫喊：“日本飞机来了!”一些观众信以为真，四处乱跑。后真相大白，又涌向舞台，看到终场，并不断地热烈鼓掌。
　　春节前夕，正值数九寒天。张沈川又带领“剧团”师生，顶风冒雪，逆澧水而上。在茶庵、柳林铺、岩泊渡、簧子头、宜冲桥、甘堰、溪口等地宣传演出。后来又到龙潭河、二坊坪演出。“慈利抗敌流动剧团”受到各地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他们热情为师生备饭送茶，烧火御寒，师生与民众的抗战救国热情汇合在一起。两个月内，剧团演出四十多场，每场观众少则二、三百，多的达二千余人，在民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继“慈利抗敌流动剧团”之后，猫儿峪小学和国太桥、磺厂小学也成立了“流动剧团”，每逢场期，到茶林河、庄塔、通津铺、县城及慈石边界的广福桥、猫儿峪、国太桥等地演出，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张沈川

　　为使慈利西北地区的抗日宣传活动更好地开展起来，张沈川派进步知识分子吴世日在古城九溪开办“九江图书馆”。馆内有恩格斯著的《反杜林论》等马列著作;有反映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及平型关大捷等革命书刊;有报道抗日救亡活动的《新华日报》等。阅读的人很多，对提高民众觉悟，促进抗日救亡活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反动势力十分恐慌和仇恨，在开办快近一年的时候，被慈利大土豪劣绅吴我器的儿子吴世美带人查封了，将其进步书籍抄劫一空。
　　党在慈利的抗日救亡活动，在县城和乡村、在学校和工商界、乃至在国民党的民众训练队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东岳观、龙潭河等地受训民众迫切要求教员宣讲抗战形势，教唱抗战歌曲。毕嘉乃、吴世日、谭微次等人带头为抗日救亡募捐，慰劳抗日前线将士。共产党创议促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受到慈利各界民众的拥护和支持。
　　◆培养革命骨干，发动青年奔赴延安
　　1938年初，张沈川被任命为慈利县教育局代局长。他利用这一合法职位，积极推行义务教育。想方设法为青年提供学习新文化、新思想的机会，进而培养革命骨干。这时，张沈川与任机计议在慈中开办“师资训练班”，经于知雄同意，并呈报省教育厅批准备案，已出榜招生。但就在临考前夕，于知雄屈服于反动势力，突然变卦不办。张沈川几次促劝无效，结果“师资训练班”没有办成。
　　接着，张沈川、任机、储曼乔又计议筹办“私立零阳中学”，作为培养进步青年、散播革命种子的据点。为发展进步力量，团结中间阶层，孤立顽固势力，他们聘请王厚基为名誉校长，国民党县党部干事王超群为校长，借用县城文庙为校舍，招收初中、高中3个班，共130多人。任机常住学校主持学校日常工作。“零阳中学”便正式开课了。
　　党在慈利的抗日救亡活动的影响一天天扩大，引起国民党县党部中一些亲日分子的恐慌和仇视。在零阳中学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县党部书记长戴昭民(中统特务)派人将零阳中学查封。并有预谋地陷害共产党员张沈川、任机等人。此时，正在长沙训练班学习的张沈川闻讯后，心情焦急，多次秘密前往长沙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向驻湘代表徐特立汇报慈利的情况，并提出去延安的请求。徐特立向张沈川介绍了党在湖南的工作任务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推动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斗争;动员群众募集物资支援抗日斗争;同时为秘密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创造条件”。徐特立对慈利的情况作了分析后指示：“根据你的情况，广大青年群众还是支持你的，教育厅的态度也比较明朗，还是继续回去搞，实在搞不下去了再说。我现在指定我们办事处的王凌波(通讯处主任，宁乡人)同你联系，你还是回去工作。”训练班结束后，张沈川又回慈利工作。慈利反动势力的阴谋活动愈来愈猖獗，自“私立零阳中学”被查封后，党的抗战救亡活动受到阻挠和破坏，张沈川、任机等人的处境也很危险。一批有觉悟的青年、学生担心民族危亡四处寻求出路，想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去。于是，张沈川不顾个人安危，又秘密串联、发动青年、学生投奔延安。恰在这时抗日军政大学正在各地招生。张沈川一面积极为他们介绍延安和“抗大”的情况，一面为他们四处索要抗大招生简章，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协助青年学生做家长的思想工作，介绍去抗大的路途注意事项，为他们出具介绍信，指派带队人员。
　　◆开展统战工作，促进民族抗战
　　张沈川、任机在慈利发动抗日救亡活动，使慈利的反动势力极端仇恨，他们采取毒辣的手段，捏造罪名，加害于张沈川、任机等人。他们窃取慈利各公法团体名义在43天之内，向常德专员公署、省教育厅呈指控状45份;有预谋地在县城制造朱敷玉奸情杀害案，企图把张沈川年仅十五、六岁的儿子张有典置于死地;组织特务搜查张的住室;指派心腹暴徒跟踪监视，欲置张沈川于绝境，迫使他离开慈利。
　　就在这时，长沙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王凌波给张沈川来信指示工作，并告张他已从桂林、重庆去延安。要张同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联络。
　　1938年11月，张沈川辞去教育局代局长职务，应邀到一九八师(师长王育瑛，慈利溪口人)担任秘书。张趁协助王整训部队、恢复政治部建制的机会，将慈利、石门等地一批进步青年吸收到该师，作为党的统战工作骨干力量。
　　12月，党组织给张沈川邮来毛泽东《论持久战》活页本，张即在军队中秘密组织传阅，产生了积极影响。张沈川建议王师长组织“话剧团”、成立“无线电训练班”加强抗日宣传，提高部队抗战能力。王采纳了张之建议。
　　张沈川随王师到大庸后，慈利、大庸反动分子联合指控张沈川通共，张被通缉，即去重庆。
　　◆张玉琴在抗日战争中

张玉琴

　　1937年5月，张玉琴离长沙去延安，进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2月，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张调武汉办事处工作，任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招生委员，投入推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团结国民党统治区妇女的统战工作。1938年7月，中共为了对在武汉改组扩大的“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施加影响，决定派邓颖超、张玉琴、孟庆树、张晓梅、曾宪植等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公开参加其下设的联络委员会。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进逼武汉时，中共长江局书记周恩来派周怡、张玉琴、廖似光等5人赴重庆，筹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1939年春在重庆机房街70号正式成立了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兼新四军驻重庆办事处。后因日军在重庆市区狂轰滥炸，张玉琴又参与在红岩嘴筹建新办事处。1939年5月，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被日机炸毁，办事处迁移到红岩嘴新址。张玉琴在渝期间，是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驻渝代表团成员，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1939年2月15日，南方局成立妇女运动会，张为委员。主要从事国民党统治区中上层妇女统一战线工作，参加宪政运动，组织群众救亡团体，创办妇女刊物，进行抗日宣传和慰问支前、抚育难童等救亡活动，她还负责抗大和陕北公学的招生工作。张玉琴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开展宪政运动中妇女的任务》的文章，对宣传抗日，慰问支前起刭重要作用。1940年6月，她又在《妇女之路》第4期上发表文章《暑假中女同学怎样进行宣传工作》，强调在农村也要开展抗战宣传。1941年张玉琴回到延安，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半年后，调中央情报部研究室任研究员。1943年，张玉琴调晋绥分局组织部干部科工作。
　　附：张玉琴简介
　　张玉琴，女，又名玉芩，励亲，慈利县岩泊渡人，1908年生。1924年秋考入长沙含光女子中学。1925年，在长沙读书时，参加反对湖南省省长赵恒惕的斗争和抵制日货运动。“五卅”运动爆发后，参加学生组织，任含光女中宣传组组长，声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1926年，张玉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含光女中团支部书记，并被选为该校学生会会长。1927年，湖南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茶，一些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纷纷逃到外地躲避农民群众的清算。慈利县绅士吴我器逃匿津市。同年4月，张与莫和初结伴从长沙回慈利，路过津市时，发现吴我器躲在一家油店，他俩随即与津市纠察队联系，逮住吴我器，押解回县，经特别法庭审讯后处决。
　　1927年7月，农民军进攻长沙。张玉琴到长沙纱厂送传单、贴标语，欢迎农民军进城。农民军撤离长沙后，张前往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任第八军一师一团政治部干事。不久，就随部队在湖北蔡甸与军阀杨森、夏斗寅交战。打到仙桃镇时，因战斗频繁，团政治部命令她回汉口留守处。同年8月，她到达北平，考入私立民国大学。1928年8月，张玉琴由中共北平市委批准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底，市委将北平法政专门学校、女子师范大学、民国大学等校的女党员组成一个妇女特别支部，张玉琴担任支部书记。次年，她由民国大学转入华北大学法律系，该校没有党支部，她单线与市委直接联系。1931年至1933年，根据党的指示，张在华北大学女生宿舍建立中共地下通讯站、由周怡(又名周怡波)按时与该站联系。1932年冬，党组织批准她和周怡结婚。1933年，她在华北大学毕业后，任中共政治保卫局华北分局秘书。1934年，由北平前往上海，作党的特工工作，被国民党侦探发觉后跟踪，随即转移长沙。1935年至1936年，以长沙自治女校教导主任为掩护职业，开展党的地下活动。在长沙工作时，住在湘中名人曹伯闻之弟的家里，周旋于一些阔太太中，交际应酬。通过打麻将、聊天等活动，从侧面了解国民党军政要人活动的内情，弄到一些机密文件和照片。同时，在上层社会中物色统战对象。
　　1945年9月，张玉琴在中央党校二部学习，任支部书记。1946年秋，任党校二部组教科组织秘书。1947年3月，调新四军第五师留守处任组织科副科长。1948年冬，任华北人民政府人事处副处长、华北局妇女委员会委员。1949年2月，以华北政府妇女代表身份参加在北平召开的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同年7月，任中共华中局社会部秘书室主任、妇委会常委。1950年，社会部改名为中南公安部，她任该部人事处长、中南局妇委常委兼机关党委书记。1952年，调任中南局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1954年，任中共中央第五中级党校副校长、党委第二书记。1959年秋，调广东茂名市任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及政法工作。1962年，调任黑龙江省人事监察厅厅长、省编制委员会副主任，省监委委员。1972年12月16日，因脑溢血病故。享年64岁。
　　★慈利青年赴延安★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中国进入全民抗战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提出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等敌后开展广阔的游击战争，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从此，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很自然地成为全国人民属目的革命圣地，抗战的中心。党为了培养抗日干部所创办的中国人民抗日学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也就随之成为全国青年，特别是进步知识青年向往的革命熔炉。当时，以于棠章(即于黎光)，杨复俊(后名杨帆)等为代表的慈利进步青年，在党的教育及指引下，在全国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寻求抗日教国真理的鼓舞下，怀着满腔的抗日救亡热忱和对共产党的信赖，毅然决然地冲破层层阻挠，克服重重困难，千里迢迢，投奔延安，寻求革命真理。现分述如下;
　　于棠章(于黎光，慈利县城人，1919年生)、于蔚章(慈利县城人，1918年生)、杨复俊(杨帆，慈利宜冲桥人，1916年生)3人，1937年下半年在慈利中学(初中)二十四班读书。当时在慈中执教的共产党员张沈川，经常利用课堂及纪念周集会，向学生宣讲抗目战争的形势，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及主张，八路军、新四军的作风与战绩，延安及其抗日根据地的新气象等。于、杨等在张的教育影响下，迅速提高了觉悟，开阔了眼界，坚定了在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救国的意志。1938年上半年，他们已从慈中毕业。这时，已任慈利教育局代局长的张沈川，乃向于、杨等进步青年，介绍延安抗大招生的情况，动员他们到延安去。于、杨等得知有机会去革命圣地延安，献身于抗日救亡事业，以酬壮志，自然满怀喜悦。他们瞒着家里人，暗地筹了一些经费，作了北上的准备。1938年7月，于棠章、于蔚章、杨复俊3人，在当时慈中教师、共产党员任机(即苏刚达，江苏人)的带领下，带着张沈川给武汉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和县教育局开的护照，满怀革命豪情，离开慈城，步行至常德，再乘轮船直达武汉。到武汉后，他们碰到了另外几个去抗大的慈利青年：郭福初(又名郭剑，县城人)、刘代健(后名刘纵，柳林铺人)、朱允甲(后名朱焘，柳林铺人)，于是七人结伴而行。在武汉停留三、四日，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报了名，再由办事处转介绍信，并以“西北战地服团”的名义获得免费票，坐火车经郑州至西安。到西安后，刘代健、朱允甲2人改去陕北公学(校址陕西构邑县)，于棠章、于蔚章、杨复俊、任机、郭福初5人，步行去延安。西安至延安八百里，他们一天以七、八十里的速度，在气侯恶劣、经费缺乏、生活艰苦的情况下行走，共走十余天，终于到了延安抗大，他们到抗大总校，先住第四期，后因课程未学完，于1939年1月转入第五期，9月毕业。于黎光、杨帆二人进抗大不久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9月)。毕业后，于黎光分配到晋察冀三分区，先后担任第二专署科长、唐县县长等职;杨帆分到普察冀四分区，于蔚章分到一二0师(以后下落不明)，任机提前毕业，分到某直属单位。郭福初下落不明。
　　温光然，又名萱，慈利东岳观人，1909年生。抗日战争前，温在常德省立三中(后改名常德中学)高中师范科读书，受到学校进步师生李谊之、金汉书等的影响，思想倾向讲步，积极参加抗目救亡活动，并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常德中学小分队”。1936年在常中毕业。1937年秋，温在桃源县政府作临时工作(文书)时，由长沙金汉书函邀去长，并由金与十八集团军长沙办事处联系，和李业精等5人一起，赴延安抗大学习。1937年10月，温入抗大第三期三大队。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4月，转入抗大第四期。12月，随二分校进至普察冀边区，温任连政治指导员。1939年转入太行山区，不久又回陕西。年底，温被调至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总卫生部，负责药材生产经营，任总卫生部药材生产厂党委书记。日本投降后，去东北工作，先后任陈云(时任中共北满分局书记)秘书、东北药学院政治委员等职。
　　寇谷村，慈利江垭人，1920年生。抗日战争爆发时，寇因经济困难辍学在家，深感国家民族处于危亡之秋，个人前途渺茫，心中苦闷焦急，想找一条光明的出路。恰好这时，本地回家养伤的老红军张德，伤好后去陕北找八路军归队。寇便随张德去陕北参军。到八路军一二O师师部所在地陕西富平县庄里镇后，寇由师部介绍到师教导团学习，不久随部队东渡黄河，赴山西前线抗日。1937年底，调师部供给部会计训练班学习，在训练班入党。以后任中央军委总后勤部审计处审计员、经济建设部会计室主任、陕甘宁边区土产科长等职。
　　袁贻渊，慈利三官寺人，1924年生。1940年7月，袁从常德省立三中毕业后待业在家，得知父亲(袁任远，时任一二〇师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的下落后。立即给父亲写信，要求去陕北参加工作。父亲回了信，并由组织上寄来路费。袁即于同年8月出发，走了一个多月，到达西安。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主任林伯渠安排便车，送到陕甘宁边区绥德专区入伍(时三五九旅驻绥德)。先在地委青干班、三五九旅干训班学习，结业后分到部队工作，先后任参谋、团长等职。
　　此外，去延安抗大的还有夏林(南山坪人)、杜杰(江垭人)等人;去山西临汾八路军干部学校(也叫随营学校)的有吴世日(象耳桥人)等人。
　　综上所述，抗日战争时期，慈利部分进步青年在党的教育、影响下，先后赴延安等地学习、参军及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成为革命队伍的骨干，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
　　★慈利阻击战★
　　1943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继鄂西会战后，日军出动10余万人向常德地区发起了大规模攻击。常德据沅江下游，是洞庭湖西部一大城市。东临洞庭湖，西依武陵山，南抵雪峰山，北为太阳、太浮两山。过沅江为德山，有湘黔公路通长沙，四周河川密布。是闻名远近的“鱼米之乡”。 常德一旦沦陷，不仅长沙侧翼将被威胁，重庆大后方唯一的补给线被掐断，而且将使重庆直接暴露在日军的兵锋之下。更重要的是，常德的得失还关乎着西南战场乃至整个东南亚战场的胜负，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慈利处在武陵山向洞庭湖平原过渡地带，和石门互为倚角，一道构成常德西北方向的屏障，石门失守后，慈利开始遭受日军侵犯。在慈利这片土地上，中国军队展开了为期12昼夜的惨烈阻击战。

慈利战场双方参战部队及人数

　　1、中国军队：74军(辖51师、57师、58师)，军长：王耀武 。其中，57师驻守常德，慈利方面主要是58师和51师两个师担任阻击任务。
　　58师(辖172团、173团、174团)师长：张灵甫，兵力8174人;51师(辖151团、152团、153团)师长：周志道，兵力8400人，中国军队参战兵力共为16574人。
　　2、日本侵略军：日本入侵慈利的部队为第13师团全部和第34师团佐佐木支队。13师团(师团长为赤鹿理)辖65联队(伊藤部队)、104联队(海福部队)、116联队(大坪部队)，兵力编制为23137人;佐佐木支队兵力编制为6220人。日军兵力总数为29357人。
　　值得说明的是，51师右翼阵地还要在桃源县与日军第3师团和116师团交战，所以，慈利战场国军要对付两倍于己的日军。
　　◆战争经过
　　1、日军进犯路线
　　第一路是以日军13师团步兵第65联队基干为左纵队前卫，于13日8点从刻木寺出发，向毛家山方向南进，18点进入石门桐子溪附近渫水河畔。14日早晨65联队渡过渫水，进入慈利杨家溪，于15日晚渡过澧水，进入猫儿峪。在猫儿峪、赤松山一带受到国军58师172团第三营的阻击，18日晚8点进入慈利县城。
　　第二路是以第13师团步兵第104联队(海福部队)作为右纵队，于13日早晨从杜家冈出发，越过山岳地带，经万仞洞、螺系坝;再经三合山、永盛桥、大沙溪，于17日晚进入茶林河的对岸，当天夜间渡过澧水，在保安桥与65联队会合。于18日晚8点进入慈利县城。
　　第三路是以第13师团步兵第116联队(大坪部队)为右侧纵队，于13日，从新门寺附近出发，经杜家冈，于万仞洞南方渡过渫水;然后经分水岭、三合山西麓，东岳观附近，向慈利急进。日军战史资枓记载，这路日军因弄错了行军路线，于20日到达岩泊渡，经朝阳、金坪进入龙潭河。
　　第四路是协同13师团作战的佐佐木支队，于17日从新关附近出发，经过永盛桥，东岳观，由于在垭门关遭受到58师172团第一营的阻击，至19日正午，渡过澧水进入慈利。
　　2、战前准备
　　11月2日，13师团从湖北渡过松滋河，11日到达石门杜家岗、新门寺附近。佐佐木支队从公安县进入湖南，当天来到13师团西北部的新堰。此时在石门驻守的73军正面临灭顶之灾。佐佐木支队配合日军又一个精锐师团第3师团，将73军团团围住。
　　战斗一打响，这支在南县“厂窖惨案”中遭受重创、还没恢复元气的部队很快就溃不成军。暂五师师长彭士量在指挥作战中阵亡。军长汪之斌在给第六战区电话汇报称：“有副军长一人、师长三人、副师长三人战死或下落不明，四个师，仅存兵力约四千，重火器装备均已丢失，基本失去战斗能力。”
　　11月14日，从石门溃逃出来的73军在慈利杨家溪附近又遭到13师团的致命一击。日本政府防卫厅战史研究室编著的《日本昭和十七年-十八年的中国派遣军》一书中“常德歼灭战”一章对这一战事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十四日早晨，伊藤部队渡过渫水，至晚间在毛家山至杨家溪一带形成了包围网，对因受第3师团攻击而从新安、石门地区西逃之敌，完成了围歼的态势。十五日四点，发现有些敌人向毛家山中乱窜，判断山里会潜伏相当多的敌人。乃命令由中国人编成的保安队吹集合号，敌人果然陆陆续续来集合……另外，在九点左右，通过与友军飞机的联系，得知毛家山东南侧大约有两千敌人，于是将其包围歼灭…… 在这次歼灭战中，国军遗弃尸体约五百具(目击)、溺死约三百人(推测)俘虏五百名，缴获山炮八门、迫击炮十一门、重机枪十一挺，以及大批轻机枪和步枪。交战之敌是第七十三军所属约三千人。
　　这一天，杨家溪旁的澧水河被鲜血染红了。许多见证当年惨状的老人，至今还都不忍回顾那段血腥往事。退回慈利时73军已不足13个连队。
　　14日晚，蒋介石在给军令部的电话强调：74军今后作战要领，“以一部确保常德，主力在慈利附近地区，与敌决战”。第74军，是国民党中央军中的精锐。其军装备补给与素质始终高出一筹。这个军在实战上也不含糊，八年抗战中几乎打遍华中战场所有的硬仗。1940年，74军进行整编，配备最新装备，直属军事委员会。日军对这支军中的王牌部队深为敬畏，并以“三五部队”称之(指所辖的第51师，第57师，第58师，皆以5开头)。
　　根据军令部指示，军长王耀武下令：“除第57师坚守常德，主力即控制慈利东南白鹤山、鸡公岩、燕子桥之间山区。保持机动，争取外翼侧击敌人”。51师和58师接到命令，立即行动。11月15日，58师在师长张灵甫率领下到达慈利二都岗、燕子桥、黄连洞，并派出搜索队向石门方向搜索侦察。
　　58师所辖主力三个团作战部署是：172团，于15日下午赶赴慈利城南落马坡集结。占领祖师殿、垭门关各要点，向猫儿峪、东岳观附近派出警戒部队。174团，于15日下午到达黄连洞，派出警戒部队对石门方向警戒。173团，16日上午10时，赶往慈利城南燕子桥附近集结，在岩泊渡、柳林铺附近侦察渡河点、征集渡河材料。直属骑兵连，经上五通、慈利、垭门关，15日下午，到达通津铺担任师左侧警戒。当天58师前线指挥所设在简家坪。
　　51师(辖151、152、153三团)紧随58师，在慈利、桃源交界区设立了防线。师指挥部在王家棚。
　　3.战斗经过
　　16日上午9时，58师的搜索警戒部队与日军65联队的先头部队第一大队在猫儿峪狭路相逢，双方接火，打响了慈利阻击战的第一枪。这支国军小股部队与敌人周旋到中午，奉命撤退，防守赤松山扁担垭阵地。
　　17日拂晓，约1000余日军从东岳观南家村向垭门关进犯。防守垭门关的是172团一营，他们早已占据有利地势，在垭井附近的陈家大凸和史家大凸构筑了工事，做好了战斗准备。
　　当天下午14时，在通津铺担任警戒任务的骑兵连也遭遇了敌兵，双方旋即发生了激战。
　　随着敌我双方在猫儿峪、垭门关、通津铺先后交火，慈利阻击战全面打响。
　　从17日开始，至24日，日军先后在赤松山、垭门关、羊角山和七姑山遭到了国军顽强阻击。其间，国军先后组织了三次漂亮的伏击。一次是18日上午，51师和58师各一部在亮垭(广福桥老棚村境内)将日军派往增援赤松山的第三师团68联队包围，歼敌约200余人。第二次是将突袭国军羊角山左翼阵地的一股约300人的敌军全歼在廖家村附近的澧水河。第三次是日军攻击到七姑山下，国军乘敌人立足未稳，两个营从七姑山和零阳山分别杀出，歼敌上千。敌65联队长伊藤伊彦也在这次战斗中被击中右腿，差点丧命。这个阶段，国军一直占据地形上的优势，但是，日军利用飞机、大炮，还多次使用毒气，给国军造成了重大伤亡。羊角山一役，国军伤亡达900余人。七姑山之战，日军出动13师团65联队、104联队、佐佐木支队第四大队和第3师团一部约一万五千人，全线发动了攻击，阵地几次易手。国军51师151团二营营长张先勇壮烈殉国，153团第三营营长周德民率众冲杀，光荣负伤。

松山保存完好的碉堡

　　74军外围51、58师一面阻击，一面诱敌深入，目的是想把敌人引向慈利的西南方，减轻常德方面压力。敌我双方拉锯到龙潭河以后，战场形势发生变化，两个师才全面开始反攻。
　　11月21日，116联队一部大约2000日军绕过国军防线，到达龙潭河，企图偷袭58师指挥部。师直属部队一面抵挡，一面掩护师部往高桥方向撤退。七姑山正在鏖战，龙潭河却响起了枪声。同时，日军104联队绕道进入二坊坪，多支小股部队渗透进景龙桥。日军飞机在上空盘旋、轰炸。一时间，这片三角区域陷入了一场混战。
　　23日下午3时，51师奉命转移，除一部留置七姑山，就近归58师张灵甫指挥外，主力占领新铺、高桥。
　　25日，常德外围阵地相继丢失，城区被日军团团围住，国军第六、第九战区同时紧急调度，派兵救援常德。而敌军13师团在慈利进展不力，引起了军部的不满。11月20日，攻击到桃源盘龙桥附近116师团黑濑联队接到命令：第十三师团在慈利方面没有取得进展，黑濑部队由军直辖，向黄石方面转进，以攻击第13师团正面敌人背后。这支敌军先后在盘龙桥——漆家河，漆家河——陬市，陬市——漆家河——黄石(龙潭河)，黄石--常德之间来回奔忙，于24日才到达常德西北参加攻城。
　　为了尽快消灭龙潭河这支日军，解救常德，张灵甫决定开始大反攻。他让刚到白果庙驻防的174团迅速收缩防线，经云朝山、告子峪、高桥，从西面发起攻击。每团各挑出200名勇士组织奋勇队，穿插到敌后，发动突袭;步兵指挥官李嵩赶到枫球坪指挥作战。并派出一个营和一个骑兵连，加上无线电部队组成突袭队，向常德方向驰援。25日13时，总攻正式发起。174团从西面，172团从北面，173团、51师152团一部从东面同时发起攻击，日军三面受敌，顾此失彼，慌忙还击。双方激战一下午，日军13师团116联队第一中队长川崎芳雄在混战中被打死。直至深夜，奋勇队还在四处出击，枪声此起彼伏，日军得不到片刻休息，激战中，龙潭河一些山头被炮弹削平，房屋被炸毁，土地被烧焦。26日一早，龙潭河集镇上冒出了滚滚浓烟，日军抵挡不住强势进攻，向南撤往黄石。逃跑前，四处纵火。古老的龙潭河镇霎时被烈火吞没。当天上午10时，龙潭河被我收复。
　　作为兄弟部队，在58师派部队救援常德的同时，51师也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向常德前进。他们穿过日军层层包围，赶到了盘龙桥。12月2日晚，51师救援部队前锋冒险泅渡沅江，进城和守城部队取得过联系。然而，12月3日，常德城已经陷落。
　　慈利阻击战，历时12昼夜。先后经历大小战役十余次，收复龙潭河以后，51师、58师全线开始反攻，把敌人赶出黄石、漆家河。在慈利经过修整后的73军也参与攻击，在热水坑、螳螂岗附近歼敌上千，终于雪了杨家溪之耻。
　　据74军伤亡统计，慈利抗战将士共伤亡3990人，其中阵亡1914人。日方资料显示，常德会战中，13师团和佐佐木支队共伤亡6661人，其中阵亡3472人。
　　日寇侵犯慈利的野蛮暴行和慈利人民的反抗
　　日军侵犯慈利，蹂躏10个乡镇，即零阳镇和茶林、广福、东岳、通津、零溪、丛高、龙景，安乐等9个乡，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人民深受其害。
　　侵犯东岳观、通津铺一带的日军，将杨柳铺盛极一时的商埠--谢家铺、鞭子铺付之一炬，东岳观老街被烧掉三分之二，经垭门关，渡长潭河，至饭瓶山后，又将“七七棉纺厂”焚毁，厂房机器及原材料、产品等化为灰烬。侵入县城的日军，四处纵火，东南西北街，烧毁殆尽，公私房屋烧毁962栋，县城面目全非，变成一片瓦砾。入侵茶林河、零溪、景龙桥、龙潭河的日军，将沿途百姓房屋焚烧十之八九。龙潭河古镇一夜之间消失在熊熊烈火里。据《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载，慈利的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以及工商业者、城镇居民、农民等，直接损失高达1160亿元(法币)。以农民、城镇居民、私营商业者损失最大。其中，农民的房屋、器具、产品等，直接损失达333亿元(法币)，城镇居民的房屋、器具、服着物等，直接损失达469亿元(法币)，私营商业者的房屋、器具、货物、现金等，直接损失达354亿元(法币)。
　　日军侵犯慈利期间，造成1123名慈利人伤亡，其中死亡543人，重伤236人，轻伤344人。两个日军士兵在劫夺零阳镇第四保张氏(85岁)的包裹后，用铁锄击中她的头部致张氏死亡。日军侵入蒋家坪、永安渡，有7个日军士兵轮奸2名少女，奸后竟用刺刀将她们杀死。日本兵在城郊鲤鱼桥追赶到三名妇女，便在光天华日之下将她们强行轮奸。三名妇女被轮奸晕死过去，又被日本兵用刺刀插入阴部活活绞死。在景龙桥，一名妇女被日军强奸，还被赤身裸体地吊死在油茶树上。
　　面对日军的暴行，慈利人民坚贞不屈。东岳观的张立富、程升明及其子拒绝拉伏被日军枪杀。警察杨国矩“与敌遭遇，投澧水自尽”。蒋一姑“寇至逃走不及，寇先放一枪弹伤其股，无惧色，骂不绝口，遂死于寇之乱刀下”。公丁谢介生“奉令侦查敌情，被擒不屈，至遭杀毙”。
　　日军侵犯慈利的种种罪行，激起了慈利人民的无比愤怒。杨家溪农民杨力生，用枞担将日军的一个小队长刺死，并拖尸焚于叉道。向家溪向二保见3个日军士兵企图强奸他妻子，怒火烧心，抢起柴刀砍死一个，另两个吓破了胆，仓惶而逃。通津铺的黎盛荷、赵吉升在刚家坪将掉队的一个日军生擒，送交到乡公所。
　　1945年8日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的喜讯传到慈利，城乡民众一片欢腾。10月10日，慈利县城召开了庆祝抗日胜利大会。城关各大小商家、店员工人集资出力，在县城东南西北四门扎起了彩门，并连续七天在城关举行各种文艺庆祝活动，如踩高脚、舞龙灯、演汉戏、举办提灯会等，有时通宵达旦。
　　慈利民众为纪念抗日阵亡将士，在零阳镇公园内(今城关完小所在地)树立了“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来源：走读慈利 作者：罗显庆 郑立）